认证中的国家角色

　　认证中的国家角色

　　一种悖论在中国的认证领域出现。

　　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的邓国胜教授说，像全国牙防组，如果没有部委级的中央政府背景，没有“全国”这两个字开头，可能不会有谁去找他认证。而根据中国目前的体制，一个团体组织要获得“全国”这两个字做名称，通常需要部级行政领导单位和民政部的双重审批，邓国胜说，这种审批，实际上也就把同等层次的政府信誉押在里面。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寿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强调，“认证认可权利应该回归社会，回归专业。”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现行的诸多资质、资格的许可工作，将退出行政许可的范围，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的自律管理来替代。”毫无疑问，认证本身是一种属于民间的权利，而且国际的经验也正是如此。

　　但是，没有了政府力量的强制介入，那些本应担当起责任来的行业协会能让人放心吗？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说，“中国行业协会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会不分。”在她看来，官办的协会“人权、财权、决策权保留在政府体制内，协会没有独立性——负责人或由政府部门领导兼任，或由退役官员担任，在财务、办公场所和活动开展中往往政会不分。协会只是政府的口径和附庸，行政机关制定的决策，通过协会传递给企业，其体现的职能仅此而已。”而且，“在数量上，官办行业协会所占比例超过70%。”

　　正是在行业协会本身的先天不足，后天发育无力，使得它并不能够肩负起制定行业规范、引领行业自律的责任来。甚至目前的法律也限制了这一点。宋华琳举例说，按照1989年制定的《标准化法》，行业标准的制定只能是国家部门。所以一个行业协会即使制订出自己的行业标准，仍然需要通过政府部门的名义发出。

　　社会独立力量缺乏，政府只好介入。但是政府的这种介入，又使得行业可能的发育被压抑。而且，附着在政府权力基础上的各种协会，“天然地会想办法寻求权力来为己谋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对本刊记者说，据他对中国的行业协会作的抽样调查显示，当前的各种行业协会“大致是三三开，1/3难以维持，1/3勉强维持，仅有1/3发展较好”。这也正是牙防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等组织要去做认证的动力所在。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士对此评论说，如果全国牙防组，或者和牙防组类似的半政府机构能够把他们的收入、支出、资金分配等详细公布，每一分钱都有案可查，没有谋求商业利益和进行权力腐败行为，那么这类组织在纯粹的非政府组织成长起来前行使部分认证职能，是合乎实际社会需要的。

　　但是，由于这些机构运作的封闭性，加上公共权力的背景，它们的操作甚至比某些政府机构更加“黑箱”，上述人士说，以他所在的行业为例，由行业的部级主管机关确定一个对行业内某类产品的认证中心，而且很多人的升迁、评职称都和该产品的创造有关，该中心实际上成为了部级单位的变相金库。

　　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他们在谋一己之私利时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更多的是政企合谋，其最大的恶果就是破坏市场秩序。”贾西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