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忧思录

　　-观察记者 吴 煜

　　每年的夏天，是中国的高考和大学生毕业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学子将走进大学和走出大学。成千上万的家长关注着这一切。焦虑和欣喜、冷漠和关切、失望和希望……在这个炎热的季节里交织在一起，成为此时社会的一个明显符号。高校——成为热词，频频出现在我们周遭。于是，观察记者的目光和思维，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这个热词上—

　　中国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从1895年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诞生起，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史紧密相连，是中国百年变迁的一个侧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中国的大学已从20世纪初的74所，发展到2005年的2273所。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进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阶段。

　　但是，当历史进入新的世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高等教育，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面对现代化人才培养的压力，面对国际化的抉择，还是出现了种种令人担忧的问题。由于国人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高等教育之于中国未来的重要性，高等教育始终是被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热点。

　　在对纷繁杂乱的现象进行理性的梳理后，观察记者发现，当前高等教育的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因高等教育的“产业化”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高校办学过程的惟利是图现象；因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还停留在“行政长官说了算”的计划经济时代而形成的对教学科研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严重束缚；因高等教育的评估体系缺乏科学性而出现的高校教学的“导向偏差”；因尚处在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整个社会的拜金主义、投机钻营、损人利己、失信欺诈等对高等教育形成的“辐射”而凸现的高校的“群体性失常”。

　　这些主要问题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国的高等教育出了问题，必将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有识之士对此，无不忧心忡忡……

　　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阵痛

　　教育“产业化”，尤其是高等教育“产业化”，一直是一个敏感的、颇有争议的话题。

　　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它被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意见引为最重要的论据。当时，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

　　但从2004年年初开始，教育部却一再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提出教育要产业化。”“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教育事业了。”

　　但是，老百姓却并不理会教育部的高调“解释”，因为老百姓所看到的是高等教育实实在在的“产业化”以及因为“产业化”而带来的严重恶果。

　　屡禁不止的高校乱收费

　　“高校也是‘企业’，没有钱怎么生存，没有利润怎么扩大再生产。”这一说法，时下已经成为高校“老总们(党委书记、校长)”的“共识”，或者说是“真理”，所以，教育高收费、乱收费成为了一种常态，尽管有关部门也是三令五申地反对这样做。

　　如“不交三万元‘捐款’难领录取通知书”的西安音乐学院就曾因为在招生工作中以接受捐款名义乱收费被媒体曝光；又如，在2003年到2005年9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湖南省被查出教育乱收费金额达4.0941亿元，涉及到中小学校、高等学校和教育行政等相关部门；再如，2006年3月，有记者在贵阳召开的全国发展改革系统纪检组长会议上获悉：2005年全国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共查出教育乱收费案件1万余件，涉及金额20多亿元！

　　此外，被称为“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新路”的独立学院成为高等教育乱收费的重灾区，存在巨大的乱收费“黑洞”。2005年8月，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全省教育系统的乱收费举报电话后的短短一个月内，仅省教育厅的举报电话就接到关于南京地区教育乱收费的举报41个，而其中又有17个是关于高校收费的，比例超过41%。

　　然而，在教育“产业化”的前提下，诸多高校盲目扩招，花大力气增加收费名目和提高收费数额，但是在教师数量和教育质量方面却毫无作为，所创收的费用真正投入教育的几乎寥寥。有的高校师生比高达1∶40，超过合理比例两三倍，出现了几百个学生同时上课、几十个人一起做实验的场面，不少研究生甚至一年都见不到导师一面。

　　教育质量跟不上，效果“立竿见影”。据团中央学校部和北大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截至去年5月底，2006年毕业的本科生中，有50.19%的毕业生未能找到工作。“读书无用论”有了充分的“理论”证据，再次抬头，并在社会上蔓延。

　　债台高筑的高校

　　据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公办高校高达2000亿-2500亿规模的银行贷款，已经压得高校喘不过气来。“负债经营”成为中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过去几年，我国高校出现了贷款热，向银行贷款已经成为许多高校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一条途径。高校直接向银行大量贷款，在我国建国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

　　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亿元到50亿元。曾任南昌大学副校长的邵鸿介绍说，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光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却不到3亿元，仅够付利息，无可奈何之下只好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在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加收50%的学费。学校把2.5万名本科生都转移到新校区，然而高学费的同时带来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

　　而与此同时，为了提升学校的“校园形象”，标榜学校的“世界一流地位”，搞形象工程建设成为不少高校的拿手好戏，巨款建设不必要的工程，以此来“为校争光”，同时也能更好的“抢夺”生源。2005年9月，山东省财政厅、教育厅联合下发文件，严禁高校贷款用于建设宾馆、广场等“形象工程”；对无视财务风险、继续盲目扩大贷款规模的高校，山东采取了扣减专项资金拨款等方式实施处罚。

　　相映成趣的是，2006年8月初，媒体报道了人民大学耗资百万元给三层食堂修建豪华观光电梯；10月初，网友披露山东聊城大学校门为“高校最大、造价最高的大门，造价居然高达8000万元”(校方辩称为300万元)。随之有人编纂了“天价校门排行榜”，中国高校仅仅大门之“珍贵”，令人啧啧称奇。

　　民办高校“异军突起”，却问题多多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腾飞，中国民办教育事业也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1年底，民办高校已经占到我国高中后教育机构总数的40%。而在整个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和民办高校的在校生中，普通高校、成人高校为1174万，民办高校为128万，约占在校生总人数的10%。

　　但是，发展过快的民办高校却问题多多，诸多学校招生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欺诈，以虚假宣传欺骗学生；收费畸高，名目繁多；教师资源配备跟不上，有的学校教育基本无质量可谈；更有甚者，出现了非法办学，欺骗学生及家长的违法犯罪行为。2004年，1300多名学生差点被“京桥大学”集体倒卖，校长亲自卖学生，称一个学生一年800元。学生要求退学时与学校保安发生冲突，随后引发近百名学生和保安的打斗，暴力事件的发生才让这一“倒卖学生案件”浮出水面。

　　出现上述现象，有学者认为，其实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教育“产业化”本身， 教育“产业化”其实是被泛化、异化和严重扭曲了，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对其误读。中国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数世界第一，而政府的财力有限，完全依靠公办学校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首当其冲的，便是政府对于教育投入的经费一直在持续相对减少。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应达到4%。而2001年中国教育经费只占GNP的2.6%，在全球120个国家中位于第96位，是世界上对教育投资最少的国家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按4%差额测算，从1985年到2003年，政府欠教育的经费总计为10100亿元！

　　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愤然发问：“财政报告第9页上写着，2006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4752.7亿元，当年GDP为209400亿元，教育支出仅占GDP的2.27%。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发给代表们的资料上显示，2005年财政教育支出为5161亿元，2006年比2005年竟然下降了8%，GDP还上升了10%呢！”

　　同时，有专家认为，现在不少人对于“教育产业化”理念的理解发生了自上而下的偏差。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的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教育产业化毁了教育，而是教育不该产业化的产业化了，需要产业化的反而没有形成产业。”这种观点不无道理。

　　教育还得办，高校还得生存。1999年扩招以后，高校在校生人数猛增，随之带来了诸如校舍不足、师资不够、场地简陋等问题。而不成熟状态下提出的，尽管是遮遮掩掩的“教育产业化”理论使得教育也需要创收成为指导思想。现实以及思想的综合导向，让诸多高校办学理念发生偏差，“经济创收”成为高校生存的保证，也成为高校最高目标，高等教育的真正目的却被转移和尘封。

　　“产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高校之间的盲目攀比，无序扩张，疯狂扩招。当财政经费和学费无法满足学校扩张冲动的需求时，寻求银行贷款成为当务之急。而当巨款只用于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之后，高校负债累累。巨大的财政漏洞让我们不得不面对大学的“破产”奇观。

　　在这样的状况下，作为高校的领导层，已经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教育质量如何提高、学生素质如何提高、精英人才如何培养等本来高校的目标，他们只能把精力集中于怎么才能为学校创收，怎么才能给学校拿下科研课题以获得经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学校办下去，让学校活起来。浙江省社科院前院长万斌笑侃：“现在的高校校长俨然已经成为‘企业的老总’。”而在民办高校看来，“办教育”已经成为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投入经费短缺，民办高校管理混乱，综合造成了民办高校的一系列问题。

　　教育经费短缺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教师收入的不稳定。虽然国家几乎每年都提升教师的基本工资，但高校中许多一线的普通教师仍然收入微薄，再加上现在生活消费成本增长，房价一涨再涨，这让教师更加“苦不堪言”。

　　为了增加收入，许多教师便忙于在外“走穴”，开办或参与各种培训班、辅导班，一身兼多职。忙于挣钱的同时，怎能顾及本职的但收入不多的“授课工作”？教育质量怎么会得到保证？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忆在其博客上公布他在北大的工资单，以作为他对“教师和走穴”看法的证据，反映现在教师待遇问题的同时，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而在校领导和授课教师“以身作则”的影响之下，以及社会就业压力与拜金主义的侵蚀下，在校学生也已“忘却”接受教育的本初目的，经济利益成为了第一要义。许多学生平时热衷于在外打工赚钱，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因为经济原因，而是美其名曰增加社会经验。更多的学生在当初报考学校、专业时，考虑的是该学校、专业对以后的就业是否有利；而在学习过程中，也是挑选利于就业的专业课去听讲，却对重在基础素质培养的文化修养课程视而不见。

　　缓解或者解决教育“产业化”带来的阵痛其实并不十分困难。当然首先是期待国家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经费投入，早日实现4%的目标。

　　更为重要的举措在于，让学校的“老总”们明白教育“产业化”的真谛。教育在产业化、市场化后给国家带来经济点的刺激，赢取收入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来带动教育质量的提升。高等教育的“产品目标”是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而不是生产一般的产品。以教育产业化来回馈教育事业，进而为国家培养出有较好国民素质的，有扎实知识功底并且善于追求科学真理的人才，才是真正的目标。

　　高校管理体制的落后和缺损

　　2005年3月，在清华大学执教5年的美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丹青因为第一轮博士生“作废”，而且长达4年没有招到一名硕士生，毅然辞职。“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 在其散文集《退步集》最后一篇的《辞职报告》中，陈丹青道出了自己请辞的原因。

　　今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张鸣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一篇愤恨中饱含悲情的文章——《也许，我将被迫离开人民大学》，直陈自己与该院院长李景治结下的“梁子”。称自己“捣蛋者”的形象不被领导认定，而且随时有可能被“赶出人大”。张鸣进一步认为，事情远非那么简单，其背后是高校管理体制中的“学术行政化”已到猖獗的地步，“大学的官僚化，衙门化，已经把教师变成了奴才”。四天后，戏剧化的一幕悄然上演—张鸣的系主任一职在“意料中地”被罢免。事件继续升级，张鸣博客上的文章以每日一至两篇的速度更新着，李景治则以“致全院师生公开信”的形式连续四天在该院主页头条以示反驳。

　　陈丹青和张鸣事件，让高校内部一直存续的“学术行政化”现象再次被端了出来，摆到了接受众人评判的席位上。其弊端以及成因成为众人讨论的焦点。甚至有人提出了“高校官场化，部门衙门化”的说法。

　　这些问题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体制构建的不合理与落后性。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的整个教育体制构建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集权管理模式。全国高校一切教育部说了算，高校内部一切校长说了算。”

　　在高校内部，校长是一把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校长办公室是学校党委会之下最重要的决策和立法机构，履行着立法、决策、执政三位一体的职能。学校的党政组织拥有对学校事务合法性的绝对的管理惯例，实际上控制着学校的运行，教师权力被进一步削弱。中国高校的行政权力(同整个国家的政治权力相结合)却没有类似的平衡体制，以至于行政权力专横，用行政方式解决学术问题、压抑学术人员的创造性和进取心之事时有发生。

　　大学之所以如此深入地被“行政管理一元化”，首先在于行政人员能决定教师的资源获取、薪酬待遇及未来前途，那么行政权力当然会成为人们的主要追求。浙江大学教授叶航指出：“中国大学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的势力太大。在中国的大学里，行政权威超过学术权威是很普遍的情况，这尤其体现在职称评定、学术和教学资源配置中。”这种情况下，出现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思考的事件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高校内部如此的管理体制下，不仅仅学术思想遭受窒息，“可以说，在高校内部，教师和学生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浙江社科院前院长万斌说。首先，各校的校长、党委书记以及主要的领导普遍是由上级指定委派，并且予以相应的公务员等级待遇。这样表面上普通教师以及学生们有着自由的发言权，但是对于不作为或者恶作为的校领导，实际效果也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对校领导的地位根本是蚍蜉撼树，一点影响效果都没有”。

　　其次，在学校办学方向和基础规划上，不仅校领导也由于上面的钳制而没有主动权，院校内部更是因为本身体制的制约，普通教师和学生只能“望而兴叹”，无法有什么作为。

　　“而就是这样的一种高度集权的行政化体制，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自我问责’体系。出了事自己管自己，平时自己骗自己，紧要关头便是欺上瞒下。”万斌更认为体制本身不合理的同时，没有有效的监督是导致高校内部形式主义作风泛滥的首要原因，最终高校形成了社会上广为诟病的“衙门作风”，高校官场化发展便由此形成。

　　行政部门权力过大，又没有相应的监督和自我约束制度，甚至于有的部门自己就有很大的财政决定权。“在利益的诱惑、权力的放纵下，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情况便不足为怪。行政人员都会充分使用手中的权力，因为‘过期作废’。而学校和国家又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惩罚措施。财政混乱、腐败横行就是常态了。”

　　2005年，广东省社科院研究生院有关负责人杨某非法倒卖成人教育研究生文凭牟取暴利被捕，检察机关从其家中搜出数百万元存款和几百万元现金，并查出杨某在广州购买了5处商品房，还包养了3个女人。

　　据《人民日报》2007年4月17日报道，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三峡大学原党委书记陈少岚、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武汉大学原网络教育学院院长郭学理、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原副院长刘其泰等湖北高校多名领导干部因腐败“落马”。职务犯罪在高校频发，引起广泛关注。自2003年1月至2005年10月近3年间，湖北全省已查处41起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涉案人员46人。

　　监督体系的欠缺，自我问责的丧失，部门财政权力过大，使得高校俨然成为腐败的又一张温床。

　　在这样的官场氛围当中，有些教师便学会了钻营，因为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前途；而更多的教师，却是对这样的制度深为失望，对这样情形下的学术氛围感到恐惧。无论是钻营者还是失望者，其结果都是对教学的本职工作失去了兴趣，“出工不出力”的情形便普遍可见，甚至是打着对学术失望的旗号，于外面拼命赚钱。

　　“体制上，首先教育部要能放开诸多高校的手脚，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要想有更好的发展，就应该拥有充分的办学主动权。”对于高校体制的改制，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是这样评价的，“管得过死，限制得过严，只能让高校战战兢兢，无法发挥自己本有的特色，当然在学术等层面更无法出现百花齐放的现象了。”

　　一些高校的老师认为，在高校内部，要严格“首长负责制”，领导既然有决策权，就应当担负起相应的责任。相关行政部门也必须强化责任制度，而不是把办学的压力和困难摊派到教师和学生的头上。经常性的进行领导自我问责，优化管理方法，提高管理效率。对于行政管理部门，该管的必须要管到底，而不该管的，比如学术方面、教学方法上面，“只能进行大方向的导向，而不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的插手学术发展和课堂教学。”允许学术充分的自由发展讨论权，才能提高其真正的水平。

　　对教师和学生来说，也应当给予他们充分的发言权和管理权。院校是大家的，其利益关系到每一位教师和学生。“如果只能发发牢骚，而在办学、学校建设、教学改革等方面无法实现自己正确的想法，无论是老师和学生，都会失去积极性，从而导致教学和学习一片死气沉沉。”徐斌院长说，“让大家真正的参与到自己学校的建设过程当中去，才能集思广益，学校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带来的导向问题

　　2004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已达420万，比1998年增加了240万。在人数增长的同时，接纳这些学生的学校却并没有同比例增长。因此，增加了200多万名学生后，会不会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呢？在这一背景下，从2004年10月开始，教育部建立了每五年一轮的高校教学评估制度，并且专门组织实施对于各高校的教学评估以及各项专业的评估，同时履行质量监控的行政职能，而且每年公开发布一次全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的相关数据。

　　高校评估是为达到“以评促建、评建结合”的目的，最终促进各个高校在各方面建设的不断发展与提高。

　　但是，由于现在评估习惯于将评估时间、内容、对象甚至评估者提前告诉被评估者，让被评估者做好充分的准备；评估体系考察的多数是“材料”性质的内容，为造假提供了可能性；评估牵涉的是学校的排名，学校的声誉，国家的拨款也会受到评估的影响。因此，为了应对评估，某些高校将造假手法渗透到了评估的各个环节。

　　在离评估还有一年多时间的时候，高校教师们就开始夜以继日地工作，把原本没有的规章制度造出来，把从未改革过的教学改革成果造出来，把从未搞过的学生座谈记录造出来，把没听过课的听课记录造出来，把没有过的教案、讲稿造出来，如此等等。针对教育质量的评估，成了对“宛如工厂造产品之评估”！

　　“在五年一次的高校教学质量评估中，硬性规定了各种各样的标准，比如论文发表数量，课题申报数量，院校科研数量等等。数量性的东西毕竟是死的，这样就给评估造假提供了前提和方便。”浙江省社科院前院长万斌对于目前的高校评估忧心忡忡，“同时，由于评估流于指标，流于形式，并且提前告知评估所涉项目，给被评估单位充足的准备时间。这样使得评估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造假的活动—造出更多符合教育质量指标的高校。在这造假活动当中，不可避免的，又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腐败现象，譬如给评审人员送礼，给内部人员好处等等。”

　　与高校评估掺杂造假相互“回应”的，便是高校职称评定体系。众所周知，高校职称评定条件中赫然写着：参加过科研工作或发表一定水平的论文、著作，而论文必须是发表在指定级别刊物上。

　　目前整个中国学术界，都表现出一种浮躁的心态，急于出成果，迫切出成绩，对于日常的踏实工作和基础铺垫却失去耐性，追逐名利，沽名钓誉。在这种文化氛围当中，出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界现象：国家指定核心、一级、二级刊物，这些刊物在“市场化”的导向下收取版面费，只要出了版面费就能发表文章，成为“功勋”评定的证明。

　　“国家量化了各种职称的评定标准，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做了多少课题，这样才能成为评定的对象。”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徐斌说，“有些教师确实没有论文的功底，但是就授课水平来说又是一流。可评职称需要论文啊，怎么办？只能造假，只能去买版面。何况社会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风气。”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为评称职，出版了一本“学术专著”叫《求是集》，其中收入的多篇文章是同窗好友董志广10多年前独立发表过的。天津市语言学会发现此事后，在互联网上发表公开信予以揭发，被沈履伟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到法院。因为有董志广的“学术合作”证词，一审法院判语言学会败诉，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沈履伟的《求是集》剽窃了他人作品，撤销一审判决。

　　该案件让人哗然，原来教授的“成果”就是这样出来的。而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发生在前些年的一件可谓“匪夷所思”的事件，教授评定制度的缺陷暴露无疑。

　　2003年2月，在摩托罗拉公司做测试的工程师陈进，将一片从美国买来的MOTO-freescale 56800芯片，雇人磨掉原有标志再加上自己的LOGO，“研制”成了“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汉芯一号”，并借此当上了上海交大教授、博导、微电子学院院长。借助“汉芯一号”，陈进申请了数十项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进而骗取了高达11亿元的科研基金。没有调查，没有核实，没有考验，仅仅是一个“发明”出来的高级芯片，便成就了一番教授的事业。

　　只要有权、有钱、有情，职称的拿下已不是问题，这样便在高校内部形成了所谓的“教授热”，人人都想去当教授，人人都认为自己能当教授，实际上，也存在人人都能当教授的条件。“十多年前，要是跟同事说你可以去当教授了，他肯定会说别开玩笑了，自己哪有那样的水平。教授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那是地位和学术的象征。”万斌回忆以前的教授评定时说，“教授的评定都是相当严格的，过程严肃，而参评人自己也很认真与努力。当上了教授，因为对别人、对学术，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说话、写文章、发表东西都是相当严肃苛刻的，不然就是对教授的亵渎了。”

　　这段话不禁让记者想起流行美剧《越狱》里那位医生对主角迈克尔一斯的评价：“他就是一位天才—如果还是60年代那个定义的天才！”现在教授的名号已经完全变味，它成为了某些人追求名誉，追求经济利益的工具。

　　当整个学术界形成了“全民做学问”的潮流，当学术成果与经济利益完全挂钩，如何去乞求学术水平的平稳和一流？学术腐败，让国人不得不痛心疾首！

　　“评价体系的严重缺陷，造成了成绩的衡量仅仅依靠量化考虑的论文评定。这是整个社会的现象，高校仅仅是一个缩影而已。所以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比如应当限制甚至取消核心、一级、二级期刊的评定，禁止以版面费换取不合格论文的发表。另外，允许学术争议、学术分歧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不可放纵学术的浮躁冲动，不可纵容媚俗文化、低劣文化、外来糟粕文化的泛滥。”高校内部可以允许多种观念并存，但也要取其精华，防止“伪文化”对教学，对学生思想产生不良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从社会抓起，从制度上防止，优化或者就干脆舍弃纯量化、纯硬性考虑的职称论文评定制度。高校教师职称的评定，更大的意义在于对教育质量的提高，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只有从“教育”这个点上来评定成果，衡量成绩，才能抑制学术的浮躁现象，从而根治学术腐败，避免论文造假、课题作弊等现象。

　　高校问题也是

　　一个社会综合问题

　　高校是社会组成的有机部分。高校为社会培养人才，为社会创造财富，同时，社会不可避免地影响着高校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价值观层面，可以说，价值观上的错误取向，是造成目前高校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制度，让人们欣喜的看到，更多的莘莘学子们，能够不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似的挤进大学校门了。同时放开的高考制度，取消了年龄限制，更让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脱胎成为平民教育。

　　然而，在校生数量猛增的同时，社会相应的工作岗位并没有增多，就业体系并没有完善，就业保障并没有落实。“大学毕业等于失业，这是谁都没能想到，也没有想过的问题。本来上大学就是为了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可谁想到几年下来，自己还是孤零零的给排斥在社会之外。”这是许多大学生无奈的回应。

　　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却又让人看到另一种让人悲哀的情形。

　　有一个

谜语是为：“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谜底便是“啃老族”。在相当一大批的大学毕业生中，对工作百般挑剔，自认为是“高等人才”，又不愿意吃苦，到最后没有工作甚至干脆就懒得工作，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全靠父母，而且花销往往不菲。“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遭受现实的严峻挑战。

　　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和冲击，社会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盛行于世，本来纯洁的“象牙塔”遭到了侵蚀。校园腐败、学术造假等现象出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价值观的错误导向。而对学生来说，在价值观、人生观的形成和构建过程中遭受这样的侵蚀，不可避免的就会将一切都物化、利益化。

　　作风浮夸，喜好攀比，出手阔绰，已经成为现代大学生的“基本特征”，而其中有的学生为了维持高额的花销，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道路。这是社会不良价值观对学生的另一种错误导向。在2005年和2006年的两年里，北京海淀区检察院受理审查批捕的在校大学生犯罪总共85件、114人。所涉嫌的罪名一半多都是盗窃，而偷东西的原因没有一例是因为贫困。享乐主义、虚荣心带来的对奢侈消费的渴望导致天之骄子们伸出第三只手。

　　这些都还是表面现象和结果，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社会不良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现在很多院校只注重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而在传统文化教育、个人道德修养教育、文化历史传承培养方面予以忽视甚至根本无作为。”而学生则是“求学只为了工作；工作只为了赚钱；赚钱只为了享受”，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学生在校以牺牲学业来打工赚钱、在校炒股等等现象了。当基础文化教育跟不上，当文化的历史传承作用被忽视，当正确的价值观体系备受奚落和打击，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将看到的是中国整个文化出现的断层，整个文明的扭曲变形。这应该是教育的悲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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