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大学比较

　　中外大学比较

　　-张敏杰

　　一叶知秋

　　《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9日报道了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所发布的“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 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哈佛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京大学、密歇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其中，除了日本的东京大学之外，其余9所全部来自美国。这10所大学是从参与评选的1207所大学中产生的，它们代表着世界大学的顶尖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排名世界前100名的大学中，竟无一所中国的大学；在全球高校400强中，我国大陆仅有8所大学上榜，分别是北京大学(192位)、清华大学(196位)、浙江大学(248位)、上海交通大学(252位)、复旦大学(257位)、南京大学(271位)、中国科技大学(273位)和吉林大学(382位)。中国台湾进榜的前三名为：台湾大学(135位)、台湾成功大学(295位)、台湾清华大学(387位)。香港大学(149位)、香港中文大学(198位)和香港科技大学(286位)则排在中国香港地区的前三位。

　　根据“排行榜”的名次，

北京大学这样令人敬仰的国内最高学府，不但远远排在哈佛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华盛顿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后面，甚至名次还落后于台湾大学和香港大学。尽管有人怀疑这个排名的客观性，但这个榜单毕竟是由中国人自己的机构—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反过来，如果这样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排行榜”是由西方国家的机构发布的话，说不定会有许多国人产生“老外”有意贬低中国大学之嫌疑。正如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主任邱均平所说，“排名前10位的大学学科齐全，并且每个学科影响力都很大。这和平时所见所闻的一些情况不符合。比如麻省理工学院，大家一般认为它学科比较单一，以理工为主，但从原始数据和评价结果来看，它的学科体系齐全，且每个学科的排名都比较靠前。”确实，就是这样一个榜单让人们真实地看到了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竞争力的差距，也促使我们反思中国大学的问题。

　　“衙门化”现象

　　1998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有关条款中明确阐述了高等学校党委、校长和学术委员会的职能，为协调好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学的内部组织是按行政组织的方式对校、院、系进行权力分配，并赋予其相应的行政级别，确立管理中的隶属和服从关系，存在着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失衡的现象。由于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行政权力干预或取代学术权力的现象比较普遍，一些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置换成指挥权力，教师对此怨声载道。大学是学术组织，然而我国大学有演变为官场的趋势。从大学的管理结构看，首先是各大学都得接受教育部、教育厅的垂直领导，教育部、教育厅向大学发布的各类文件都是院校办学的依据；其次是大学的管理人员按厅级干部、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的序列继续形成垂直的领导关系，即使是资深教授当上了系主任，其待遇也不过相当于一名科级干部而已；于是每当学院或行政部门领导班子改选，教授们便纷纷加入竞选处级干部的竞争场，以官为本，惟官是重，惟官是大，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对青年教师也产生了导向作用。从“对上不对下”的官场文化看，高校各级领导的行事方式基本上都是以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为己任，根本没有高校教职工、大学生以及社会公众置喙之处。大学学术行政化、“衙门化”的现象导致行政凌驾于学术、教学之上，“官本位”盛行于校园，“学者争相入仕”，从而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使教授及其群体的办学治校之智慧与积极性未能充分发挥和调动，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而且严重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欧美的大学也与政府有密切的关系，笔者曾在德国、荷兰的大学工作过，笔者发现他们的政府也对大学的重大事务、经费使用和人事管理有着最终决定权，对大学进行管理，但是在学校内部的组织管理上则典型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特点。德国大学的组织结构由大学评议会、学部、讲座三级构成，越向下一级延伸，拥有的权力越大。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基本由讲座教授负责，讲座教授不仅拥有领导研究所、设置课程、组织考试和自主进行研究的权利，而且直接从政府获得研究资金与设备，完全拥有资金的支配权。院、系一级只是协调工作，不直接介入教授的教学、科研活动，教授的教学和科研是根据学术本身的需要和自己的爱好进行，学者个人享有高度自治和自由。如笔者所在的奥尔登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教授就有权开设自己研究领域的课程，并自由安排授课时间；虽然研究所只有13名教授，但除有2名秘书负责日常事务外，另有5名专职秘书专为教授服务和工作，使教授承担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如虎添翼。

　　至于美国的大学则享有更为完备的自主权。大学在制定组织条例和章程、分配和使用经费、招生、聘用教师、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方面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利。在内部管理上，董事会享有裁决学校事务的全权，大学校长也是通过校董会来聘任的，虽然校董会在聘任过程中吸收一些教授和校友甚至学生参加遴选委员会对候选人进行遴选，但是最终的决策权还是在校董会。校董会决定校长，校长一旦任命以后，他就有足够的管理实权。大学校长就像一个职业经理人，对一些重大制度的变化进行决策，而学科建设、学术性事务的参与等方面，系级的中层管理人员和教授拥有很大的自主权，校长则保留否决权。学校的各种事务通过不同的委员会进行决策和监督，各类委员会不仅有知名教授参加，也有部分一般教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学生参与其中。管理民主化，具有较强的适应社会的能力。美国的大学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产生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大学竞争制度体系。

　　“大学城”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合并、高校扩招的不断推进，大学城雨后春笋般地在中国大地上崛起。“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率先出现在英美等一些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美国的波士顿，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大学城，它们都经过百年以上的历史自然形成。如日本的筑波大学城等，它们是二战后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由国家、地方政府、高等院校和企业等多方合作而共同构建的。但是，国外的“大学城”并不被社会所孤立，而是与社会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如波士顿的市区面积并不大，但有68所学院和大学分散于波士顿市及周围地区，光是在占地6.3平方公里的坎布里奇地区，就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名校，还有许多技术研究单位和研究公司，为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参与、发展的平台。又如在洛杉矶、旧金山附近，有著名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戴维斯分校、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斯坦福大学拥有地产达8800英亩，学校出租校园空余的土地，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人才密集的尖端技术工业中心—硅谷，一大批公司如惠普公司、英特尔公司都产生于此，硅谷还成为斯坦福大学师生的实习和开发基地，他们可以在这里开办公司或在公司兼职。事实上，开放性是“大学城”的最大魅力：大学城不仅有便利的交通、良好的通讯条件，便于与外界联系；而且各个校园没有围墙、没有校门，与所在地区的发展互相融合，一方面吸引各国、各地的学者和学生，另一方面又向社会开放大学的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施，成为与当地居民、企业混合的城镇，形成身处城市即是身处校园，社区设施、公共交通既服务于学校也服务于社会的格局。

　　但我国现有的大部分大学城，是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这就导致了建设和运行中出现了种种问题。首先是大学城处在相对偏远的环境，脱离社会环境，“人文氛围缺失”使大学城成为“学生的村落”；虽然大学城里的大学一所紧接一所，超大型的校门气派非凡，但大学生基本上处于被簇新高大、漂亮无比的校园和宿舍所封闭的环境之中，难以与社会发生积极的互动，严重缺乏社会实践和创业的机会。其次是师生间的交流互动也非常成问题，由于大学领导和大部分教师仍居住在老的校区，他们每天从城里到学校上课，经过一个小时以上的乘车颠簸便走进教室，困顿之状态可想而知；讲完课后，许多老师又要立即赶班车回城，学生课后见不到老师，有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值得反思的是，现在许多中国大学的硬件建设和面积规模都搞上去了，领导人的政绩面子工程也都搞上去了，留下的是靠大学自身几辈子也偿还不清的巨额债务，留下的是被人家国外大学所远远拉下的大学竞争力差距。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差距，才造成了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的整体素质正在逐渐下降，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的大学毕业生、硕士研究生择业难的局面。

　　“惟英语论”现象

　　德国洪堡大学的创建人洪堡认为，大学的主要职能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追求真理，教授应当从事研究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方法以理论化、系统化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学生不仅学习知识，包括最前沿的知识，而且更主要的是掌握方法。在这样的办学理念支配下，欧美的大学把培养学生独立地获得知识和方法、养成从事探索的兴趣与习惯为己任，学生在专业的领域学有所得。

　　在欧美的大学里，教师一般不会对学生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而是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丰富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学习处于自由听课状态，有些文科课程没有固定的教科书，通常只由教授或其助教就某一专题作20分钟左右的介绍或讲解，然后把有关材料发给每一个听课人，并将他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围绕一、两个问题对材料进行半小时左右的讨论和分析，然后每个小组由一名或两名学生阐述他们讨论的结果和观点。在学生发言的过程中，教师不断插话，引导学生提高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的能力。总之，学习时机的把握，参加考试资格的获得，都取决于学生本人。一般而言，学生的学习精神和参与问题讨论都是很积极主动的，他们争相发言，真知灼见此起彼伏。

　　但是，观察时下中国大学生的4年本科教育，真正学习专业的时间其实并不多，在专业领域学有所长、学有专攻的则更少，教师习惯于满堂灌的教授方式，学生几乎无人在课堂上主动亮自己的观点，或提出质疑。相反，学生用于学习英语、准备通过英语等级考试的时间和精力却空前绝后，以至可以认为中国大学对学生英语水平的重视是世界各国所绝无仅有的。英语四级考试、六级考试的成绩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大学教学进行评估的重要指标，英语考级成绩也是决定学生是否能获得奖学金的关键性因素。于是，一部分学生无论上什么专业课，他们对教师在课堂上讲了什么内容都心不在焉，却目不转睛地盯牢与专业课毫不相干的英语教材，或对着英语词汇手册默念不止，并且还占用大量课余时间去攻读作为工具的外语。大学研究生院录取新生时，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英语未达到所规定的分数线，无论专业成绩考得多好都无缘成为研究生。反而很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的优势考上研究生的人却愈来愈多。也正因为如此，英语成了学生最努力学习的科目，英语在大学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国大学生在4年大学的黄金时间里，花如此多的精力与时间去攻读英语，由此浪费了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错过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对此，不少大学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种现象“实质上是教育体制中缺少因材施教的表现。英语学习不应该在大学中占据如此比重，应当加强中小学时期的英语学习，以减轻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所承受的英语压力。如果大学生在专业学习上有所突破时，就业时的优势自然就凸显出来。”“现行英语教育的效果与其投入并不相称。英语教育在我国学历教育体系中对象最广、持续时间最长，但与实际使用英语的人数做比较，肯定浪费了不少宝贵的人力和财力。”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由此可见一斑。

　　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承认中国的大学在师资、体制、管理系统等方面都离世界一流学府有相当大的距离，通过借鉴欧美大学的经验，只有革新大学管理系统，改变教学方式，并重研究和教学，推进产学研结合，鼓励有特色的大学良性竞争，中国大学的进步及进入世界名校之林才是可期的。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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