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考试中心前主任称高考改革障碍源自体制

　　杨学为，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首任主任，高考恢复三十年的见证者。在高考恢复三十周年之际，他对本报谈及了自己对高考的评价、理解，以及对高考改革方向的思考。

　　驳“惟分数论”

　　考试竞争其实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高考，在肯定恢复高考意义的前提下，也有人认为高考成了惟分数论，并由此成为素质教育的障碍。

　　杨学为(以下简称“杨”)：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思想。确实恢复高考之后，在考试上竞争得很激烈，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最基本的分工是脑体分工，参加高考去上大学之后就成为脑力劳动者，跟没有上过大学的体力劳动者比，社会地位和待遇上差别很大。人们认为参加高考，是成为脑力劳动者、成为自己进入幸福生活很重要的途径，所以这时候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杨：这个竞争不是高考本身引起的竞争，考试上的竞争背后其实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要有分工的，有分工、有差别就要有竞争。

　　过去竞争是通过政审体现出来的，比方你是地富反坏右，比方你是历史反革命，那就被剥夺了上大学的资格了，现在没有了。原来由于包分配，体检要淘汰相当多的人，比如你视力不好，你就不能做远洋轮船的船长。现在就自由就业了，体检也几乎没有限制了。

　　那竞争靠什么体现出来？德智体全面考核，政审几乎淘汰不了几个，除非你犯罪，体检也淘汰不了几个。这样竞争唯一的表现就是分数上的竞争。分数上的竞争表面上是考试的竞争，它背后是社会分工的竞争。

　　分数的竞争对老百姓是公平的

　　新京报：但为了上一个好大学，孩子们的负担很重呀！

　　杨：孩子念书的时候可以很幸福，可以不给他负担，但毕业的时候他能找到工作吗？有饭吃吗？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但起决定性的还是在冲刺阶段，是终点线。

　　为什么家长担心起跑线，是因为怕孩子在终点线上吃亏，所以家长才把竞争移到起跑线上来了。所以我认为，讲教育上的竞争，孩子负担重是不好的，但是这个负担重归根到底不是考试造成的，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低、是社会分工造成的，这个竞争表现在考试上，表现在分数上。

　　如果没有分数的竞争，还要上大学，那是什么的竞争呢？那就是后门的竞争。权势者，比如白条子，领导，有权有势的，再就是有钱的，那时候老百姓就是没有发言的机会，没有上学的机会。从这一点上看，分数的竞争对老百姓是公平的。

　　但反过来，负担太重是不好的。

　　谈“高考选才”

　　不能因材施教是现在教育的主要问题

　　新京报：现在社会上很大一部分观点认为，孩子是否成才，惟一标准是必须通过高考？

　　杨：这么说不准确。我认为，按照目前的高等学校的要求，适合成为它的学生的人，教育加以培养，这是正确的。

　　但有些孩子根本不适合上大学。比如有些孩子炒菜特好，他就成了北京饭店的大厨，或者动手能力特强，可以成为高级技工，但不一定都要他们上大学。

　　人才的选择都通过往大学里挤，这是不对的。应该有多种途径，不一定都得通过高考这个途径。结果现在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这是一个模子下来，都是语数外，都是高考。

　　新京报：那你认为现在教育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杨：我认为现在教育上的主要问题是教育不能因材施教。有的孩子适合上大学，有的孩子不适合上大学。现在的问题是，适合上大学的要逼着他上大学，不适合上大学也逼着让他去上大学，痛苦在这呢。

　　新京报：但是很多人认为，除了高考，没有其他成才的途径。

　　杨：我认为还存在其他途径。一定得美术学院毕业才能成为画家呀？自学成才也可以成为画家，你像齐白石。教育就应该是引导大家成才有各种各样的道理，不要引导大家都来通过高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