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

　　正是这种特别的环境，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1978年2月28日，当上海的列车抵达北京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北大的老师们已经在出站口等候。

　　何勤华坐上学校的汽车，穿过偌大的北京城，来到未名湖畔。此时，姜明安正用板车将他的书和其它行李运到镇上，再从镇上坐拖拉机到县里的火车站。站台上，他和曾经共同挑灯夜战的同学们依依话别。他未来的同窗正从四面八方赶往未名湖，赴一场长达四年的聚会。

　　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我确实太小了，”宋健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很多人都下过乡，当过老师，当过干部，当过兵，他们的阅历远在我之上。”在这样一个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里，宋健说年龄小的同学确实难以参与竞争。

　　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李克强、何勤华当过基层党团组织干部，陈兴良(北大法学院教授)高考前是县公安局的文员，姜明安、王绍光(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武树臣都是中学教师。他们中多数是“误打误撞”走上习法之路。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结果被提前录到北大；郭明瑞报的是吉林大学考古系，也没能如愿；王绍光的第一志愿是美学，没有上成；陈兴良在一篇怀念昔日同窗周振想的文章中，称自己也没有将法律作为第一志愿；周振想报的却是中文系，后来转系未果。

　　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一个学习的集体最好是由不同背景的人组成。”王绍光坦言，本科期间他从同学身上学到的东西，对自己日后的影响更大。他收获了比纯粹法律知识教育更宝贵的人格熏陶。

　　当时的北大

　　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

　　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

　　郭明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

　　“按照规定必须阅读的马恩原著都读了，但当时很难读懂。”宋健承认自己较难领会马恩原著。这或许是大哥哥们觉得她不成熟的原因之一。阅览室的各色期刊，当时国内外著名的小说，宋健倒都翻了个遍。她最喜欢的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小说的结尾至今仍令她感怀：“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陈兴良记得，他们入学那年，卢新华的小说《伤痕》引起轰动，连同稍后的话剧《于无声处》、小说《神圣的使命》，“伤痕文学”扑面而来。每天中午12点，何勤华的宿舍里，七个人围在陶景洲的收音机旁，收听刘心武《爱情的故事》。

　　1978年12月，《今天》创刊。由诗人北岛起草的发刊词中写道：“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五彩缤纷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属于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开放在人们内心的花朵。”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那时他们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八一湖开诗歌朗诵会，或者到美术馆看展览。“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最为流行。”陈兴良说。

　　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写的小说，工工整整地贴出来，持续了半年，我们都去看。”何勤华将中文系、哲学系和法律系作了比较，他觉得法律系的同学不张扬，相较之下不如中文、哲学系活跃。

　　“大家也没少折腾。”杜春(司法部法制司司长)回忆，当年只要是社会上最关注的问题，大家都要“折腾”一番，“就是自己不把自己看成精英，社会也会把你当作天之骄子。”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是当年各种论争交汇的地方。杜春还记得，他们参加过两次著名的游行。一次是1980年中国男排逆转战胜南朝鲜男排，整个北大校园都沸腾了，后来有人点着火把，出了校园到街上游行；另一次是人民大学的校舍被占，他们跑去声援兄弟学校，也是群情激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