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

　　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

　　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秘书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现为英国欧华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执行合伙人、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

　　“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本报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提起龚祥瑞，何勤华眼前能浮现出老先生讲课时的十几种表情。班上爱好摄影的何山(现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巡视员)将龚老的很多表情留影存照。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

　　“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

　　“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

　　杨敦先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是人治？法治？还是人治法治相结合？肇始于1950年代的人治法治大讨论经过了10年冰封，迅速解冻——“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人们对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坚决了，中国的局面由人治渐入法制，现在是个转折点。”1978年2月，著名学者梁漱溟在政治直属小组会议上就中国法制问题发言时一再强调在当前中国宪法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老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

　　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姜明安说，在那之前所谓的刑法案例都是福尔摩斯探案集。刑法和刑诉法的颁布，在杨敦先看来，至少结束了那段“无法无天”的历史，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刑法颁布是中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

　　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忆起李志敏教授，何勤华感念至深的是老师的无私，“当年我连‘的地得’都分不清，李老师手把手辅导我写论文。”武树臣对自己的启蒙老师张国华同样深怀敬意：“张老师的宽于待人、甘于寂寞至今仍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事。”

　　1982年，“黄埔一期”毕业。除了四位留校外，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出国

留学。陶景洲现在是国内著名的律师。刘凤鸣是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法律总监。王绍光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学教授，今年4月，他还被英国智库评选为影响中国50位华人之一。何勤华考上了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制史的研究生，从此走上外法史研究之路，如今是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杜春称自己大学四年完全是稀里糊涂地过来，最后“凭北大法律系这顶光环进了司法部”，现为司法部法制司司长。他告诉本报记者，他们班中，像他这样的人多的是。

　　年纪最小的宋健毕业后回了老家，现在是江苏省高院的法官。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

　　“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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