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过程中英国一直施压

　　5 对策

　　好言相劝仁至义尽

　　小平拍板另起炉灶

　　记者：这句“千古罪人”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现在您的看法改变了吗？

　　鲁平：现在我都不反悔，他的确是千古罪人———整个平稳过渡被他破坏了，给我们制造了很大的困难。如果不是彭定康，香港过渡将更平稳。他给香港带来的坏影响不单止政治体制，还有香港人的信心和经济。

　　回想起来，发生这种状况的原因首先是1989年后英国对华政策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合作变成对抗；其次是彭定康对中国的情况太不了解，刚愎自用，以为他可以通天，很多事情不和英国外交部商量，这实在和他的个性有关。但归根到底，是和英国当时外交政策的错误有关。

　　我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如果非要一意孤行推翻“直通车”，那我们必将奉陪到底！可他依然故我。那时我的确非常气愤：彭定康作为一个代表，怎能打破两国外长达成的协议？！后来七封信公布，真相大白。他还是不甘心。即便如此，我们还和他们进行了17轮的谈判，仁至义尽。他的回应是：单方面宣布终止谈判，在立法会强行通过他的法案。在这种情况下，小平同志说：另起炉灶！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按小平同志的意见，在1983年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

　　原本根据全国人大的决定，我们将在1996年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但在“直通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把筹备工作提前进行。但这也遇到英方百般阻挠：港英政府下了命令，不准香港

　　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临立会的话，1997年7月1日后，香港政府就会瘫痪，很多事情办不了，比如终审法院的法官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须由行政长官征得立法会同意后，才能任命，如果没有临立会，到了1997年7月1日司法机关成了真空，香港人的国籍认定、出入境办法、财政预算等都将悬空。

　　后来通过我们的广泛宣传，香港人也理解了。临立会只限于通过一些必不可少的法律条例，其它的可以在成立正式立法会后再通过。

　　6 谈判

　　坚持原则兵来将挡

　　运筹帷幄见招拆招

　　记者：除了跟彭定康领导的港英当局作斗争之外，香港回归之路还受到哪些方面的压力？

　　鲁平：英国人在谈判时给了我们很大压力。

　　1982年撒切尔来访时会见邓小平，实际上是来施加压力的，她说：“‘三个条约’是国际条约，后政府应该继承前政府的条约。如果按照你们的办法来收回香港，会给香港造成灾难性打击。”

　　小平同志很不耐烦，不让她多讲：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应该谈的是如何收回，如何平稳过渡，这个问题最多两年一定要解决。否则我们要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换句话说，如果不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就提前通过武力解决。小平同志没有这样说，但撒切尔心里明白，闻听此言，神不守舍，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摔了一跤。

　　撒切尔走后，双方有五次非正式的磋商，由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和他们的大使进行谈判，英国始终咬住“三个条约”有效，后来谈不下去了。眼看两年限期很快就到，英国人着急了，要求正式谈判。开始还是很不顺利，先是死抠“三个条约”，后来提出以“治权换主权”，还来了钟士元等三个说客来北京替英国人说话，又是“信心”等老调重弹。小平同志训了他们一顿，说他们代表的不是香港人，“代表的是你们三个人”。

　　第四轮谈判完了以后，英方故意放出空气说谈判破裂了，于是发生了1983年9月24日的“黑色星期六”事件，港币大跌，银行挤提，人们抢购日用品。这也是英方有意拿这个来压我们。我们分析后觉得不必惊慌，从1983年计起，香港还有14年在英国人手里，英国毕竟有大量利益在香港，香港不安宁，对他们不利。这个风波他们迟早会自己出手解决的，吓不倒我们。

　　后来果然不出所料，风潮很快就平定下来了。事实上，我们在第一轮谈判时，就把我们的方针政策摆在桌面，由于我们态度坚决，他们的种种花招不起作用，只能回到谈判桌上。经过了很多斗争。终于，1984年，小平同志定的两年期限到了，后来加班加点分组谈，终于在限期前完成了《中英联合声明》，受到香港人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