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孝正：倡议废除高考的高考抉择

　　废考少年的高考抉择

　　周孝正：1977年考取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倡议书：3840元与青春

　　媒体喜欢用这样轰轰烈烈的笔触把周孝正和高考存废联系起来：1966年，19岁的周孝正作为北京四中高三5班的一员，和全班同学一起给人民日报社写了一封《废除高考倡议书》，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极大反响，而后高考被废除。

　　然而今天周孝正再谈往事，一切都轻描淡写。“那封倡议书，是当时班上几个学生牵头写的，跟我完全没有关系——这件事不是我们这些普通学生说了算，即使我们不写，也会有别的人写，这些已经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中。”他不肯回答当时究竟“想不想废除高考”的问题，“你想不想都没有用。”他说，“后来高考就废了。”

　　接下来的10年，周孝正用3840元来概括。“1968年到东北农垦总局852农场，在黑土地上干活，我记得很清楚，每年每个人发384元，十年，是3840元。”说到这里，他的言语中有隐隐的无奈，“我们那批人都这么说——3840元，买了我们10年的青春。”

　　那10年的经历无法用简单的“痛苦”或“幸福”来形容。“什么叫幸福？”他反问，“在农场，能吃饱，吃上白馍，每月有32元津贴，可以买1元一罐的水果罐头，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记忆中的幸福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最低要求，比如干体力活，扛粮食就幸福，因为粮食比化肥轻，还干净；毒日头底下种庄稼，没有蚊子、小咬侵犯，就心满意足。

　　恢复高考：只是“推迟的午饭”

　　我们曾经设想，周孝正当年经历了《倡议书》一事，10年的知青生活异常艰难，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一定兴奋异常。“没有什么激动，那些都是别人瞎写的。”周孝正认真地解释，“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人问我考不考，我回答说还没想好呢。于是那人就说，你得站出来让党挑选呀！于是我就报名了。”

　　如此的平静令人匪夷所思。周孝正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12点该吃午饭了，你错过了，晚几个小时，还是照常吃——难道吃到了推迟的午饭你就很高兴？我那时已经30岁，觉得这一切都顺理成章，不过是推迟了12年——中国应该走向正常了。”

　　我看高考——叶兆言

　　“高考对我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我不是个善于与别人打交道的人，我喜欢考试，毕竟这个相对公平。考试可以让你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一场考试不能改变人，不对，完全改变人，也不对。人生需要一系列的行动来证明，要不断地努力。一个考试能吃一辈子，这个绝对不正常。文凭是可以蒙人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这样。有时候，不讲究文凭是不对的，太讲究也不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能因为一个考试，就盲目地定下了终身。”

　　回首30年·志愿

　　穿越理想　回到现实

　　高考是很多中国人人生的转折点。面对高考，每个考生都需要做出选择，除了是否报考外，最核心也最有艺术含量的选择无疑是高考志愿的填报。

　　听过不少过来人讲过自己的高考故事，自己也曾选择过，今天又年复一年地守望着后来者填报志愿。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穿越理想回到现实。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生多半凭借一己之兴趣或爱好选报志愿，似乎只询问内心不打探出路，于是能看到文史哲等今天的“冷门”专门在当时成为大热门；进入九十年代，当就业市场数据在报考的衡量因素越来越重时，志愿填报也瞄向就业前景好、现实回报丰厚直接的专业，于是经济、法律、金融等专业一度变得炙手可热。

　　不过高考志愿填报，除了精神层面的趋向吻合社会发展的主流外，更值得探讨或更实际的是填报技巧问题。说到技巧，首当其冲的是志愿填报梯度，问问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届考生，身处高考恢复期的他们可能不太注意这看来“细枝末节”的问题。不少考生第一志愿报完北大，还能把北航、南京大学等重点本科院校毫不犹豫地放在第二志愿，甚至这类学校还能“委屈”地塞进第三志愿。那个时候录取不像现在网上录取这么方便，往往第一志愿没录上，其他志愿很可能就被耽搁了，为此不少当年考生至今也感到遗憾。后来，随着不同志愿分数级差设定、二志愿录取规则的公开等系列措施的出炉，今天高考志愿填报技术已经比较规范成熟。

　　对于北京高考志愿来说，1989年、1999年和2000年三年是比较特殊的，实行考后填报志愿。不少经历过当时高考的专家介绍说，恢复高考30年来，其他年份都采取考前填报志愿的方式，其中，1989年和2000年的考生都是在知道自己分数和全市

分数线的“相同背景”下填报志愿的。但这两年录取都形成“两极”结果：一方面，考生容易“扎堆”，另一方面，招生学校容易“断档”。志愿分布的不平衡比其他年份更加突出。实践检验的结论是，考后报志愿在北京的实践是弊的方面多一些，而且考前填报志愿更适应高考改革的方向。晨报记者 罗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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