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璠：为备考上演现代版“头悬梁”

　　为备考上演现代版“头悬梁”

　　潘璠：1977年考取北京经济学院，现就职于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初中毕业那年，正赶上北京全市普及高中，而我却选择了技校。很多人报技校是为了留在城里，不上山下乡，我上技校，是为了尽早掌握一技之长立足社会。虽然没有上高中，但我留下了一套课本，觉得早晚会用得着。

　　从技校毕业后，我被分配进入工厂。只是由于工作繁忙，那套高中课本一直被安放在书架上而无暇顾及。第一次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时，离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了。

　　挺着大肚子的团委书记把我叫去，鼓励我报考。当时，我是团委副书记，她本来一直急切地等待着我接班。“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一定争取，我自己的事可以再想办法。”她说。“那我就试试吧”！“不是试试，而是一定要考上。你有这个实力。”我向工厂、车间、团委的领导表示：感谢理解和支持，除了参加考试，我将不占一分钟上班和加班时间。只有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我才会翻开那套尘封了3年多的课本，给自己开起了高中补习速成班。

　　备考时正值寒冬，窗外北方怒吼，屋内即使生了蜂窝煤炉子，温度也依然很低。吃罢晚饭，我便爬进架子、钻入被窝、吊起一个小灯泡，开始读书、背书、解题、复习。理、化对我而言虽并不困难，但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即使是恶补，把两年的内容全部拿下也不现实。值得庆幸的是，那年不考外语，语文和史、地、政主要靠平时积累，所以我就把主攻方向放在数学上。理解容易，用理解了的原理解题，多数也可迎刃而解。只是从事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一到晚间便昏昏欲睡。拿起数学课本，更如同中了催眠术，瞌睡虫赶都赶不走，头往下沉，身子往下缩。到漂着冰块的水缸里舀一勺凉水擦脸，也只能维持一小会儿。无奈之中，发现为加固抗震架而钉上的楔子倒是安置脑袋、防止下滑的好地方。于是，当瞌睡虫上来的时候，我就把头往楔子上一放，有棱有角地硌着，把脖子硌得生疼，劲稍微大一点，就会硌出血印。但如此一来，睡意全无，可以一鼓作气学上两三个小时，进度从此大长。

　　当我拿到北京经济学院（现首都经贸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有人问我，也没看你小子请假念书，怎么考上的？我答：头悬梁锥刺股也。潘璠口述 晨报记者 罗德宏整理

　　准妈妈吃着萝卜偷偷复习

　　田英：1977年考取西安外语学院，现任中国日报社总编辑助理

　　“妈妈能带着你高考吗”

　　田英是在一个清晨听到那个消息。“正式恢复高考制度……1977年底……报考范围……及“文革”期间的66、67、68级初高中毕业生……”喇叭里的声音断断续续，听不真切，但她的心中还是陡然一动。她低下头，轻轻抚摸着微微隆起的肚子——那里有她4个月大的宝宝。“真的可以吗？妈妈能带着你高考吗？”

　　这本是一个中断了的梦想。1969年，22岁的田英到延安地区插队落户，结婚，安家，怀孕，日子似乎平淡得一眼能望到头。考大学？她早就不抱希望，虽然全家都是大学生，她从小就对大学心存期盼。晚上，田英到一个北京知青家串门，却发现他们都在埋头复习。“这次高考只看个人能力，你为什么不试一试？”田英心动了：试一下，就不会后悔。管它什么政审、怀孕、年龄。几乎就在一瞬间，她下定决心，考！她记得那个夜里，星星特别亮，一个人走在山路上，惦着还未出世的宝宝，心头也明晃晃的。

　　“偷偷摸摸地复习”

　　田英的复习是在“偷偷摸摸”中进行的。“我早就习惯了自己的事自己做主，所以家里人谁也没告诉。那时我在延长县中学教语文，我可不愿到时没考上，让学生们笑话，所以呀，我考大学的事谁也不知道。”

　　插队到延长县，田英最大的享受就是读英文。“陕北冬天冷，站在窑洞外，手冻得又红又肿，可说来也怪，只要拿起英语书，就暖乎乎的了。”整整10年，田英每天早上都是在晨读中度过。“我一天都没耽误过。”她骄傲地说。手中的书翻烂了，闭上眼，一连串的英语句子就像流水一样涌出来。因为这一点，她对英语有极大自信，由于有年龄限制，报考了西安外国语学院。

　　长时间坐着的田英，脚腕肿得像瓠子，身子越来越沉，口干舌燥，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红彤彤的

苹果和水灵灵的梨，一想就不断咽口水，可寒冬腊月到哪里去买？没辙，丈夫只得从集市上买来白萝卜和胡萝卜，切成片放在抽屉里。“我就那样，坐在书桌前，把双脚抬高，放在桌子上，一手举着书，另一只手不停地伸进抽屉，看一页，往嘴里塞一块萝卜，再看一页，再塞一块。”后来人家都问，你儿子怎么长得那么水灵？田英总是自豪地回答，这要归功到萝卜身上，它们伴随了我整个孕期。

　　我看高考——黄蓓佳

　　“高考恢复，给我们提供了人生的一次选择和机会。每个人一生中都会碰到一些可选择的机会，高考是其中的一种。我们是高考恢复第一年的考生，意义更加非凡。”

　　“在现在情况来看，高考是必需的，但社会上对于高考出现过度关注的心态。高考制度和国家的不少制度，比如独生子女政策、就业和福利制度互相联系，单独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很难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

　　回首30年·备考

　　体验繁荣的“高考经济”

　　一位参加过1977年高考并长期在中学教学和管理一线工作的老教师感叹：30年的高考备考变迁，体现出高考从一个单纯的教育事件向社会事件的转变，一路走来的还有日益繁荣的“高考经济”。

　　在不少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高考生的印象中，参加高考的机会就好像一个意外得来的大礼包，由不得考生做好准备、摆好姿势来迎接。在物质极度匮乏、整个社会百废待兴的时代，能找到一本高中教材便如获至宝，要是能搞到一两套模拟试题，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当时有的考生听到消息到参加高考，中间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进入八十年代，高考本身进入一个调整恢复期，除了全国恢复统一高考、高考组织逐步走向正规化，围绕高考举行的备考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当时，统一教材已到位，复习资料和模拟试题开始呈现出规模化效应。社会上的高考补习班和辅导班也悄悄露脸。

　　另外，言及高考备考，有个群体不容忽视，即高考复读生群体。新干线学校冯建校长表示，以前这个群体称之为落榜生，后来名为“复读生”。近年来参加高考复读的不仅是考不上大学的落榜生，而是越来越多元化，其中包括非名校不去的考生、非本科不上的考生等。据了解，2000年，北京市复读生不到2000人，2001年则猛增到5000多人。2002年起高考复读生突破万人，去年北京复读生人数突破1.5万人，今年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增加近2000人，达到1.7万多人。伴随这个备考群体的扩大而发展起来的复读经济不容小觑，保守估计每年过亿不成问题。

　　不过，伴随时间的推移，高考备考除了增加知识量外，也添加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含义。据北京12中原校长张永启介绍，上世纪90年代后期起逐渐火爆的“高考经济”折射出高考承担着越来越沉重的社会意义。

　　“原来高考备考只是学生、老师和家长的事，现在已变成全社会的事。”这位资深老校长发现，过去高三复习主要是以在校老师指导为主，但这些年社会许多机构铺天盖地地参与进来，包括书商、社会中介、辅导机构、家教老师等等。临近高考，“高考房”涨了，“

状元餐”火了。不少家长包车准备高考，有的干脆请假一周全程护理。与此同时，社会的各个部门全部步入“高考时间”：公安出动警力、城管严查工地夜间施工、医院开通绿色通道……

　　粗略走过30年的备考经历，在感受高考备考逐步变得复杂和严密时，也同时体验高考日益沉重的社会含义，其中包括不断繁荣的高考经济以及令人感到无奈的社会心态。晨报记者 罗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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