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北京儿童医院弃婴案

　　本刊记者/李云虹

　　驻扎在北京儿童医院专门处理弃婴等问题的民警赵洪运发现：“弃婴中女婴比男婴多，残疾的比正常的多。”这位亲手处理过30多起弃婴案的警察，在谴责“弃婴”父母不负责任的时候，眼中流露着对弃婴的怜悯与同情。

　　2007年5月14日下午，在月坛派出所驻北京儿童医院警务工作站的办公室内，记者见到了民警赵洪运。

　　五十来岁的赵洪运已经在这里工作了6年，他的职责是维护儿童医院周边的治安。打击偷盗事件、防范票贩子的违法行为、处理弃婴事件，是赵洪运工作的重点。

　　怀里的婴儿那么轻

　　几年下来，经我手处理过的弃婴多达30多名。每次抱着这些稚嫩的小生命，我的心都在颤动，在滴血……

　　2007年3月1日，赵洪运上早班。下午，他接到一个出警电话：“儿童医院一名清洁工报案，说发现了一名弃婴，马上赶赴现场。”

　　由于赵洪运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儿童医院院内，距离事发地点儿童医院外的草坪处很近。短短几分钟，他便火速出现在现场。

　　在那片草坪上，赵洪运看到一名被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婴儿。他赶紧抱起孩子，将手放在孩子的鼻子处，却发现婴儿已经没有了气息。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将婴儿送往了儿童医院的急诊室。最终，经医生确诊，婴儿已经夭折。

　　通过现场了解，婴儿是由清洁工人在打扫卫生时发现的。在对婴儿尸体进行检查时，民警发现了婴儿手腕上的编号卡，上面写着“儿童医院”几个字。

　　民警根据婴儿手腕上的病历卡，再通过病历上的地址找到了正在伺候月子的韩家父子。3月12日，韩家父子被处以治安拘留5天的处罚。

　　民警了解到，弃婴的父亲韩某是河南来京打工者，和父亲、妻子一起在工地打工。2007年2月26日，韩某的妻子产下一名体重仅4斤的男婴。“孩子生下来就被送到抢救室了。第三天大夫通知我，孩子情况不太好，让我转院。”3月1日，韩某和父亲将孩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刚推进了手术室20多分钟，医生就出来说孩子没希望了。因为孩子患先天性肠闭锁，肠子是螺旋状的，拉也拉不开，根本治不好，医生建议我放弃治疗。”

　　当天下午，韩某和父亲抱着孩子无奈地走出医院。父子俩将孩子用新买的毯子裹好，放在医院旁边的草坪上。“我真舍不得，但是没法能给他治好，而且从孩子出生到给他治病，我们已经欠了好几千元的债了！”

　　据了解，这是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月坛派出所处理的第二起因弃婴而被行政拘留的案件。

　　“依靠孩子手腕上的病历卡，我们找到了弃婴的父母，但绝大多数弃婴是无法找到父母的。”尽管事隔两个多月，回忆起这件事时，赵洪运还是叹着气，“后来我见到韩某时，真想让他看看孩子的尸体，那可是刚刚出生仅几天的小生命呀！抱在手里只有那么轻。”

　　这仅是经赵洪运之手处理过的弃婴案件中的一起。

　　忘不了那双眼睛

　　在处理过的弃婴案件中，我忘不了那双只眨巴了一下的大眼睛，更加无法遗忘那些弃婴的神情，每一张脸都如同天使般惹人怜惜。

　　北京儿童医院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儿童医院，来此就诊的患儿来自全国各地，“这里发生弃婴案件的几率相对比较高”。

　　在赵洪运的记忆中，永远挥散不去的是一双弃婴的眼睛，那是一双只眨巴了一下的大眼睛。

　　冬天的一个清晨，在儿童医院停车场门口的角落内，一名拣垃圾的老太太看到一个方便面箱孤零零地放着，便要去拣。当老太太蹒跚着走近一看，吓了一跳，箱子上露出一个小脑袋，老太太赶紧报了警。

　　“当时正巧是我值班，我赶紧就去了现场。数九寒天的，我担心孩子的安危。”赵洪运回忆着，“我看到婴儿的脑袋耷拉着，下巴紧贴着箱子的边缘，两只小手无力地搭在头的两边。”

　　当他将婴儿从盒子中抱出来，小家伙的脑袋倚在他胳膊上时，“我清楚地看到孩子的眼睛眨巴了一下”。

　　随后，赵洪运下意识地觉得“孩子可能还活着”，于是，他飞奔着从停车场跑到儿童医院的急诊室，“让大夫给诊治”。结果，大夫确认婴儿已经死亡。

　　“北京冬天夜晚的温度，一个刚刚出生才几天的孩子，怎么能度过？”赵洪运的语气有些哀怨，“孩子的那双大眼睛让我无法释怀，他才那么小！”

　　经过多方查找，婴儿的父母依旧没有踪迹，甚至连一丝一毫的线索都没有留下。事后，赵洪运亲手将婴儿的尸体放入了儿童医院的冰柜中，随着冰柜抽屉的关闭，赵洪运的眼泪禁不住潸然而下。

　　那个画面如同一个印记深深地烙在了赵洪运的脑海中，当他向记者描述时，眼中含着泪花。赵洪运不理解为什么一个小生命会遭到遗弃：“那是一条生命呀！这跟谋杀有什么区别？”

　　尽管积攒了多年的办案经验，但对于“查找弃婴父母”这一工作，赵洪运仍旧感到“难度太大”。“大部分被遗弃的孩子身体多多少少都有疾病，有些父母确实无力支付医药费，无奈之下选择了这条路。因而，他们很少会留下蛛丝马迹。”

　　据赵洪运介绍，有些父母会在弃婴包裹的被子中留着几百元现金，也有些会留下写有孩子出生日期的纸条，更多的是什么信息资料都没有的弃婴。

　　天使们的归宿

　　当一个个被丢弃于街旁、草坪、旮旯的婴儿，透过微弱的呼吸向世界“控诉”时，我的心在颤抖。我们应寻求怎样一种防护机制，来保护这些不幸的小生命呢？

　　赵洪运向记者介绍，每当遇到弃婴案件，民警首先要出现场，进行调查，如果发现孩子身患疾病，会第一时间将孩子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一般，我们这里发现的弃婴将会留在儿童医院内几天”。同时，民警需要多方查找孩子父母。

　　如若查找不到孩子父母，民警需要将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填写表格。“在材料中，要详细记录下弃婴从发现到查找父母的全过程。”

　　一系列书面材料准备妥当后，需要派出所所长签字，然后将材料送往公安分局盖章。履行完上述程序之后，他们才可以将孩子作为弃婴送往市民政局指定的北京市和平里医院。

　　“在‘非典’前，我们都是将弃婴直接送往北京市福利院，但是‘非典’过后，统一将弃婴送往和平里医院，弃婴在那里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随后，将统一送往北京市福利院。”赵洪运警官告诉记者。“当然，送往福利院的孩子都是4周岁以下的，超过4周岁的弃婴，将会被送往当地救助站。”

　　同样是一个生命，他(她)们做错了什么，要让他(她)们从降临人世间的第一天起就遭这份罪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被遗弃的小生命当中，幸运的被好心人收养或被送入孤儿院，不幸运的因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夭折。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弃婴，也有部分先天性残疾、发育不良或这样那样的疾病，其生存状况令人堪忧。

　　当记者问及弃婴原因时，赵洪运谈了自己看法。他认为，部分为人父母者可能因贫穷或者其他客观原因抚养不起而忍痛遗弃自己的孩子，但这都“不足以构成其不履行抚养义务而遗弃自己亲生骨肉的充分理由，他们在保全自己的眼前利益的同时，已经极大伤害了被遗弃子女”。

　　赵洪运也表示，由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户口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流动人口的现实和贫富不均的事实等等，弃婴中女婴比男婴多，残疾的比正常的多。

　　弃婴现状

　　2007年5月14日，30℃的气温让人感到烦躁不安。在北京市儿童医院西门外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少夫妻一个人抱着孩子，另外一人背着大包小包，一脸的疲惫。类似的情景在儿童医院外比比皆是。

　　在离此不远的北京市月坛派出所内，围绕“弃婴”问题，民警周渤海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记者：由于月坛派出所距离北京市儿童医院很近，辖区内的弃婴案件数量怎样？近年呈现何种趋势？

　　周渤海：由于月坛派出所临近北京市儿童医院，因此派出所管界内的弃婴案件较多。现在平均一个月都会发生3～4起弃婴案件，平均每周都会发生1起。相比较而言，在医院周边、长途汽车站周边发生此类案件的较多。被遗弃的婴儿男女都有，但绝大多数都是身有残疾或者疾病的孩子。弃婴中超过半岁的都很少，绝大部分都是半岁以内。

　　很多情况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来北京看病，但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他们囊中羞涩，无奈之下将孩子丢弃在了医院。

　　在儿童医院白血病的监护室，有很多家庭都因此而被拖垮。儿童医院24小时的重症监护室，一宿的费用就需要2000～3000元。这对于普通甚至于贫困的家庭而言，负担较重。

　　记者：自从2006年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首例因弃婴而被治安拘留的案件发生至今，月坛派出所共治安拘留了几个人？比例大吗？绝大多数的弃婴父母能否找到？这是否也是工作中的一个难题？

　　周渤海：儿童医院每日的客流量在万 人以上，高峰期能达到6～7万 人。月坛派出所在儿童医院内设立了一个警务工作站，派出了3名民警常驻在医院内，来处理扒窃、弃婴等案件。

　　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施以来，因弃婴而被治安拘留的案件在我们辖区内仅有2起，而在西城区也仅有3起。绝大多数的弃婴父母都无从查找，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难点。

　　很多父母在丢弃孩子的过程中，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留给医院的联系方式、姓名等信息全部都是假的。民警在处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感觉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