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可做内地国际化试验田

　　香港前特首特别顾问叶国华称，董建华让全世界对一国两制有了信心

　　

　　6月8日，叶国华在香港万丽酒店阁楼咖啡厅，接受本报专访。本报特派香港记者徐春柳摄

　　系列报道之访谈第11篇

　　■人物坊

　　叶国华

　　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特别顾问、香港政策研究所主席。香港回归前，曾任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推选委员会委员。目前担任香港运科集团主席、耀华教育管理有限公司主席、耀中教育机构董事。叶国华毕业于香港三大红校之一的香岛中学，与成思危等是校友。在董建华担任特首时期，他负责港府和台湾的联系，曾经促成海基会前董事长辜振甫与董建华会晤。

　　关键词 爱国教育

　　早年读红校参与学生运动

　　新京报：我们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爱国学生纷纷卷入各种运动中，你那时候也有这样的经历吗？

　　叶国华（以下简称叶）：我进大学求知识的目的并不强，主要不是为了读书，是反帝反殖民，与当局做斗争。

　　现在看来也有些胡闹，我们所在的浸会大学是教会学校，我们就拿圣经、拿牧师来开玩笑，故意显示对权威的蔑视。

　　新京报：那是在年轻时代的斗争中形成了你的思想体系？

　　叶：思想体系我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形成的。我毕业于香岛中学，是共产党在香港办的三所红校之一。

　　在抗战与后来的反饥饿反内战求民主的运动后，大批中山大学等内地学校的红色学生来到香港，成为左派的老师。我们这些孩子就追随这些老师，教育主要是爱国主义、马列主义，是追随毛泽东，参与全球革命的新一代。

　　所以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学生运动的主力不在大学，而是在中学，特别是三大红校。

　　新京报：现在这批人在香港的影响力如何？

　　叶：这些人都是香港政坛的骨干了，像现在民建联的主席马力，都是这个体系的，民建联的成员，我这个年龄的，大概都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三大红校的学生。培侨、香岛、汉华三个学校，都有过万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成为各个阶层爱国主义的骨干。我们这些学生成长起来，就渗进了本地的其他英国体系的学校。

　　关键词 香港智库

　　建议跟内地海外学者结合组织智库

　　新京报：怎么看回归以来香港的经历？

　　叶：这么重大的历史转变，动荡是必不可少，而香港回归后的动荡不算大。因此，香港这条船没有受到很大的波浪，关键是祖国巨大能量在发挥作用。

　　新京报：你现在是香港政策研究所的主席，香港的智库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影响政府？

　　叶：我们这种智库跟政府中的个人都有联系，都会有社会的影响力，因此政府往往很重视我们出的报告。而且，有些报告是政府委托做的。

　　新京报：政府一般委托你们做什么样的研究呢？当年组织智库是出于什么考虑？

　　叶：我们的研究大多是技术性的东西，不是战略性的东西。英国以前管制香港，是靠总督府，机要人员都在里面，一条线连到伦敦，所有事务都是黑箱作业。然后通过行政系统分出去，所以他的大脑是在伦敦。回归以后，这些线一下断了，没有这种技巧来运作香港。所以，那时我觉得可以组织一些大脑来自行运作。我们这种智库，主要解决可操作技术问题，大的方向战略问题，认认真真密切跟中联办、港澳办之间沟通，每个部委对口接受国务院的指导。

　　新京报：那你对香港的智库建设有哪些建议呢？

　　叶：我建议，中央跟香港人结合，搞一个有内地专家参加，有海外学者参加，有港人参加，组织一个强势的，类似社科院那种的研究机构。

　　因为有了内地的积极参与，权威性就更高。现在港澳办有搞香港研究的，中联办也有个研究部，认认真真组织一个智库，可以跟内地，跟香港特区政府，社会各界互动。“一国两制”是高度自治，“高度”是指在一国授权之下。

　　关键词 香港与内地

　　香港不断学习内地更加中国化

　　新京报：香港与内地联系紧密，有人认为香港与上海之间上演着双城记，长三角与珠三角也在暗地较劲。你对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什么基本的看法和判断？

　　叶：香港在

中国经济中的定位，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就等于纽约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但是，我认为香港不能什么都包揽，它可以有几个强的定位，比如说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通物流中心，这两个是比较清楚的，其他国际旅游中心，国际科研中心，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等等，我估计还不是那么准确说能不能做到。所有的这一切都要看双普选的执行，如果我们匆匆忙忙在没有充分的准备之下，就把双普选推上去。虽然中央可能很有信心让我们去做，但是还可能就会陷入内部消耗的因境。因为，双普选是一个系统工程，他需要很多条支柱，很多个部件。

　　新京报：你一直希望香港对内地是一种文明范式的转移，也有研究者说内地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方面一直在向香港学习，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叶：对，内地是在很多方面借鉴香港的经验，但香港也在中国化。因为香港某些方面的国际化程度比内地高，有不少值得内地学习的地方；同时，香港也不断向内地学很多东西，使香港更加中国化。我认为，这个文明范式的转移，香港大多数人还是以中华文化作为生存的价值观，但是又非常国际化。中国人的价值怎样跟国际核心价值结合，香港提供了一个示范作用，一个试验作用。

　　新京报：香港要作为内地的试验田，除了在市场经济这一块，还有什么可以先拿到香港来试验的？

　　叶：主要是社会的文明状态，社会的核心价值执行。

　　比如说法制、社会透明度、环保、廉政等方面，香港的发展程度总的来说是比内地高，可以用来作为试验田。比如环保，内地一看这样做不错，于是拿来借鉴。试验田就是看看结果好不好，不是照搬，恰当的就用，不恰当的就不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如果香港搞普选，但经济走下坡路，社会混乱，那我们就有个结论了：这个做法，好像不太灵光。不过，如果搞出一个体系出来，这个体系即有普选的内容，也能解决问题，能够向前发展，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体系可行，内地也可以从中取得经验。

　　关键词 香港特首

　　董建华稳健曾荫权务实

　　新京报：你是董建华的特别顾问，董先生在最艰难的时候，有没有向你表露过苦恼？

　　叶：董先生是个非常稳健的人，对那些可能引起政治上不安、不团结的信息和态度，都是非常谨慎的。或许他会在家里面跟他老婆讲，跟他弟弟讲。但是，我从未见过他表现这种苦恼。他是重视各方面的团结和谐，重视跟中央的关系的。

　　新京报：你在做特首顾问的时候，是怎么样与特首合作的？主要负责哪个方面的工作？

　　叶：一般我每个礼拜见他一次，有时候是他出题目，叫我处理什么问题，有时候是我出题目给他，我报告有关情况，提一些问题。

　　我的工作主要就是处理跟民主派的关系，以政治问题、民主问题、台湾问题为主。

　　比较少参与经济问题，总得来说，大多是参与中央与香港的关系，港台关系，大多以这些为主。

　　新京报：你认为董建华与曾荫权相比，有哪些不同？

　　叶：董建华与曾荫权的性格不一样。董建华是一个世家子弟，见得世面。曾荫权的父亲是警察，他是从下层拼搏上来的。他们两个人家庭背景完全不同。这不存在一个政治品格好坏的问题，他们都有他们好的品格。差别主要是因为出身背景不同所影响的性格跟锻炼不一样。所以曾荫权会非常清清楚楚地去执行，比较务实，几十年

公务员锻炼了他。董建华就要顾全各方面，所以施政效果就不一样。这是第一点。此外，曾荫权比较熟悉整个公务员的运作。第三，曾荫权在公务员中有自己的整个班底，董建华没有自己的班底。

　　新京报：作为董建华的特别顾问，你怎么看待他对香港的贡献？

　　叶：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之一，就是让全世界、全中国、全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形象有了信心，这是功不可没的。

　　他非常重视让一国两制产生一个成功的感觉，这方面他费了不少心血。所以，现在讲两制，信心已是不用考虑，再加上祖国发展那么快，我们也没有害怕的感觉了。

　　■记者手记

　　叶国华先生接受采访的时候刚从西藏回来，上次见面时，他还没有去，正在担心自己的身体能不能吃得消，毕竟已不再是年轻人了，叶国华说，“但一定要到西藏去看看。”叶国华的足迹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台湾。谈到他当董建华特别顾问的时候，为了促成董建华与辜振甫见面，两边来回做工作。他仍然希望可以为国家统一再多做一点事。“我们这一代的港人是有爱国心的。”叶国华在香港读的是红校，受正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又在后来的渗入外校的工作中，最早接受时代变化的讯息。他认为，香港爱国主义教育最缺失的不是

传统文化教育，而是要更多的了解，内地正在走向法制，走向公民社会。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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