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公共服务缺失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18日02:33 第一财经日报
目前改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改革离不开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改革又必然触及具体部门的利益，他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你再靠他来推进改革就很难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政府部门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哪些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多余的、重叠的、需要精简的？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 结构失衡之源 《第一财经日报》：大量灰色收入的存在和流动会对宏观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小鲁：灰色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过大带来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社会不公平，分配格局恶化，社会冲突上升。同时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也造成了问题，比如说收入在非常不均等的情况下，大量国民收入流向储蓄率高的高收入人群，会使储蓄率过高。加上公共服务不健全，看病、孩子上学负担过重，也会迫使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压缩消费，提高储蓄率。 在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只能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人民币在升值，另一方面出口顺差很难压下来，外汇储备过度，并带来大量的贸易摩擦。在机制不改变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很难改变。单靠人民币升值，单靠降低出口退税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也是一个警示，如果不及时对经济结构的内在偏差进行调整，现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难以长期持续。 现在看来，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股市的超常旺盛，背后是有原因的。为什么房子那么好卖？是因为有超强的储蓄支撑，很多人钱花不出去，把买房当成投资盈利的手段。但是这些因素不可能支撑经济长期健康发展。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有哪些办法能够解决收入分配存在的这些问题？ 王小鲁：因为这些问题主要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所以需要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需要推进政府改革，来形成更完善的管理制度；要使制度透明化，使政府管理透明化，把涉及公共资源、公共利益的运作放在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摆在阳光下面。否则怎么可能堵住这些漏洞？ 《第一财经日报》：发达国家在使个人收入透明化方面有什么办法呢？ 王小鲁：发达国家有两个体系比较健全，一个是税收体系，一个是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现在这两个体系不健全。在税收体系方面，有很多收入税务部门没办法知道，造成税收流失，也不利于杜绝非法收入。还有社会保障体系，发达国家实现全社会联网，可以对所有居民的收入、纳税、社会保障等情况合并进行监督；而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全国联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这些体系，对收入的透明化和正常化是有好处的。 《第一财经日报》：中央政府对收入分配也很重视，去年专门开会研究。但我注意到各个部委现在似乎有单兵挺进的趋向，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复杂。 王小鲁：近年来中央在收入分配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取消农业税、免农村学杂费、建立农村低保、健全城市社保等。这些对低收入居民的状况有很大改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就是国民收入分配初次分配中的制度漏洞问题。 现在的关键是需要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制度，这是个复杂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建设过程，是个进化过程。要推进，就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而且需要通盘考虑，有目标、有计划地推进。但目前这方面情况不理想。 上世纪80年代，有个综合改革协调部门——国家体改委，可以从全局通盘考虑和推进改革。这个机构也不是没有缺点，但好处是可以超脱部门利益和部门眼界的局限。但现在改革的事变成各部门各自负责，他们难以超脱于自己的领域和自己的部门利益从全局考虑问题。 现在改革已经到了这一步，要解决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防止腐败的继续泛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全局考虑制度改革、整体推进的阶段。 目前改革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改革离不开职能部门，另一方面改革又必然触及具体部门的利益，他本身是既得利益者，你再靠他来推进改革就很难。这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依赖中央政府在制度改革方面的决心，另一方面就是要形成社会共识，这的确不是哪一个职能部门的问题。现在群众的确存在不满，这些不满其实可以变成改革的动力。 《第一财经日报》：政府内部的改革，财政体制是核心之一，而财政应该透明、被监督，但现在各地人代会中审议的财政预算决算报告似乎太过笼统了。 王小鲁：是的，我在日本发现一个例子，政府给中小学生加营养餐，这件事的相关花销，细到聘了几位厨师，付了多少工资，买了什么，花多少钱……这些内容在网上都可以查到。 如果老百姓能监督到政府财政的每个环节，那就减少了腐败机会，也保护了干部。现在咱们缺乏这样的监督。事后追究制的反腐败是治标不治本。只有把漏洞堵上，才能有效减少腐败。 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一些地方资料发现一个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的地方性预算外资金主要是以地方企业向政府交纳的利润形式体现，而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经济增长和政府机构改革后，预算外资金情况逐渐向政府各部门聚集，直到如今。我们一般都是说没有规则，不透明，但是不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滞后呢？你对财政体制改革和灰色收入的关系怎么看呢？ 王小鲁：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已经经过几番改革，但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其实这和整个政府管理体制也有关系。例如有些部门财政拨款不够，只好允许他们自筹资金，这就导致了名目繁多的预算外收费。很多收费项目很不规范，资金管理不透明，缺乏监督，有的变成了部门的既得利益，成了灰色收入的来源。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变“留有缺口的预算”，还需要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政府部门有自我膨胀的趋势，哪些职能是必不可少的？哪些是多余的、重叠的、需要精简的？这些都需要统筹考虑。 《第一财经日报》：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一些地方表面上经济增长快，财税金融和消费都不错，但事实上老百姓的感觉是公共服务并没有很大的好转。这些情况是否和你谈到的目前经济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大、增长方式急需转变和在体制问题不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加大转移支付可能引起进一步的公共资金流失等观点有联系，你能否详细谈谈？ 王小鲁：公共服务缺失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增加了低收入居民的困难。最突出的例子是医疗和教育。一个时期以来，医疗和教育负担过重对低收入居民造成了严重影响。这又迫使他们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在宏观经济层面加剧了内需不足的问题。因此加强公共服务和通过转移支付来减轻贫困和低收入居民的生活压力都是有必要的。 近年来的一些政策在这方面带来了改善。但是另一方面，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都要靠政府之手来运作。如果制度上的漏洞没有堵住，那么由政府来分配的公共资源越多，漏失也就越大。所以在改善公共服务和加大转移支付的同时，必须推进政府管理制度改革，堵住漏洞，减少流失，规范收入分配。田毅 王羚 卢瑶
【发表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