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字典之父魏建功：辞去北大职务专心编字典

　　-本刊记者／欧阳海燕

　　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新华字典》的出版历史已有50多年，但因字典上未曾标注编纂者姓名，它的初版主编并不为使用者所知

　　凡上过小学的人，大概没谁没用过《新华字典》——它初版于1953年，迄今12次修订，百余次重印，发行量累计已高达4亿，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众多之最。但鲜有人知道《新华字典》的主编是已故去27年之久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者、语文教育家魏建功先生，先生的名字没有被记录在“典”。

　　在魏建功先生诞辰一百周年(2001年)的时候，魏建功的长子，年近七旬的魏至先生很欣慰地看到了两件事：第一件，父亲的学术纪念会在北京大学举行；第二件，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五卷本《魏建功文集》。其实他当时还有一个愿望，即为父亲争取一个《新华字典》的署名权，以及补正《新华字典》的版次。迄今，6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依旧没有实现。

　　“没人要求他来编字典”

　　魏建功生于1901年，正值中国传统语言学向现代语言学的转变期。先生早年，即同他的老师——中国著名语言学家钱玄同先生一道，投身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1945年10月，台湾光复后，先生被借调赴台从事推行国语运动，历时3年，使台湾成为中国所有省份中最早普及普通话的省份。解放后，他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创意并主编了《新华字典》。

　　五四运动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国语运动中，年轻的魏建功就已显现惊人的才华。1928年，他在老师钱玄同先生的推荐下，加入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任7名常委之一，负责编辑《国语旬刊》，兼“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员，时年27岁。1941年，他又主持编写了《中华新韵》，经国民政府明令颁布为国家韵书，一直沿用至今。

　　抗战胜利后，白话文在中国已相当普及，然而中国的语文工具书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广大中小学教员和一般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只能抱着《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一类辞书去查，而这类旧辞书在收词上往往存在着重文轻语、脱离人民群众的语言实际，释义辗转传抄，缺乏语文科学分析等弊病。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父亲有了编纂一部‘不一定要大，但一定要实用’的语文工具书的想法。”魏建功先生之子魏至在父亲离世后开始整理父亲的书信文稿等资料，一些掩埋了几十年的历史细节得以显现：1

　　947年6月6日，魏建功在《大公报》第六版“图书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国语辞典论评》的文章。文中，他讨论了整个辞书问题：“我们没有客观描写语言形态的工具，时常把声音的成分，拆散或沉埋在字型里。……

　　我们该从新工具的产生解决这问题。”“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关于父亲要编纂一部字典的记录。”魏至说。

　　此外，魏至还从1947年9月11日母亲从北京给正在台湾推行国语的父亲写的一封信上，看到了这样话：“晓铃夫妇是可以合作的人，编字典。”“这说明，父亲在此前曾经跟母亲提到过他要编字典的事。”

　　在炮声中构想第一部新型工具书

　　1945年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的身份，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借调”去台湾推行国语。1948年10月，他在台湾为推行国语运动做了最后一件事，即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连人带设备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后旋即回京，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那时，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北京城，父亲找来了周祖谟、吴晓铃、张克强、金克木等几位北大的语言学家，在围城的炮声中商议编字典的事。”魏至回忆称，“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有时放学回家，就能瞥见先生们在光线很暗的客厅里商议事情。”

　　金克木先生有一篇回忆短文，也谈到了这件事：“我们在魏家的大厅屋中草拟新字典的构想，老式的房屋内光线不强，我们在朦胧中高谈阔论。涉及英文中的《约翰逊博士字典》《牛津字典》《韦伯斯特字典》以及黎锦熙主持多年未能成书的《中国大辞典》等。城外传来的炮声仿佛给我们打节拍，我们当时想不到所拟字典的前途，但有一个信念，中国的未来系于儿童，危险在于文盲和无知，语言文字是普及教育的工具，字典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我们不会别的，只能咬文嚼字。谈论字典等于谈论中国的前途，炮声使我们的信心增长。”

　　1949年4月，魏建功写成了《编辑字典计划》。魏至至今保留着这份计划书的原件。在八张大的、淡黄色的竹纸上，魏建功以正楷书写了一部新型工具书应当具有的十大特色：一、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

　　后来，魏建功又把这“十大特色”，进一步归纳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作为《新华字典》编写的“总体例”。

　　“父亲希望通过编写这样一部有十大特色的小型字典，能对汉语的基本音位、基本义类、基本词汇，以及声音和意义、意义和文法的关系有一个初步的正确反映；能够让广大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我国的语文词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并且了解词汇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用法，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够正确地运用。”魏至这样诠释父亲的初衷。

　　辞去北大职务专心编字典

　　有了《编辑字典计划》，接下来便是联系出版社。魏建功找到了开明书店，商议编辑出版字典的事情，表示不要任何报酬，只要求书店能够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和给一顿便饭。但这件事最终没有谈成。

　　正当魏建功为联系不到出版单位犯愁时，1950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到时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叶圣陶先生家里串门。聊天中，叶先生告诉魏建功，上级有关领导想让出版总署把当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叶老问他：“我们把大辞典编纂处接收过来之后，你能不能来主持工作？”魏建功一听要他来编字典，立即表示乐意干，只是困于自己正担任着北大中文系主任一职，必须摆脱，才能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编辑字典的工作。

　　5月23日，叶圣陶给当时主持北大校务的汤用彤先生写了一封信，请他撤掉魏建功中文系主任的职务，以便有时间来出版总署主持辞书机构。6月，北大撤销了魏建功的行政职务，只保留教学任务，魏建功即开始积极筹备组建辞书机构。8月1日，辞书机构正式成立，魏建功任社长，他给机构起名为“新华辞书社”，未来的小字典也被定名为《新华字典》。

　　“当年父亲出来主编《新华字典》完全是尽义务，一块钱工资都没有领过。他的工资仍由北大支付，北大的课程也继续担任着，只是抽出约一半的时间到辞书社来主持编写字典。”由于工作时间紧，魏建功常常把材料带回家里审阅。“每一个字都要单独写在一张小卡片上，编写人在卡片上撰写条目，盖上图章以示责任。然后大家相互传阅，把意见也写在卡片上，盖上图章。这样，卡片在传阅讨论后，汇总抄出的就是这个字在字典中的条目。”魏至介绍。著名语言学家袁家骅先生评价说：《新华字典》摆脱了旧字典注释“某，某也”陈陈相因的老套子，每个字的释义都明白如话，真是大功力。

　　然而，就是这本下大功夫编纂的《新华字典》，第一遍编出来的时候，却被编纂者们自己打上了一个“不及格”。“因为当时编字典的人知识水平和思想水平参差不齐，编出来的字典风格也不统一。”魏至说，当时有个笑话，字典中的一些释义“白话”到了极致，出现了“吃萝卜糟心”这样的语句。于是决定推倒重来。所以，中国第一部《新华字典》，从1950年编起，一直编了3年，到1953年才面世。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以音序排列的字典，它体现出了“规范、科学、实用、便捷”的特色，做到了原来设想的“能说汉语、会正确发音，就能在这本字典里找到相应的字”，消除了“文字障”，但也并非尽善尽美。

　　在《新华字典》编纂后期，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看到字典的样本，认为编辑质量不佳。叶圣陶先生把吕先生的话转告给魏建功。魏建功说：《新华字典》是一部完全创新的字典，经过几年的努力总算脱出了旧字典的窠臼，“好歹算是一个好东西”，要想做到精纯正确，只有等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修订了。

　　《新华字典》初版问世后，南方一些方言地区读者反映他们对注音符号不大熟悉，字典按注音符号音序排列，查起来感到不方便。于是魏建功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稍作调整，编辑出版了部首检字的部首本《新华字典》，1954年8月出版发行。

　　1955年，《汉语拼音方案》发布，“新华辞书社”随即对《新华字典》进行了第一次修订。次年，国家决定将《新华字典》的出版工作交由商务印书馆负责。“这时‘新华辞书社’对《新华字典》的第一次修订已经完成，就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去出版。”魏至说，而此前的两个版本，即1953年的原版和1954年的部首本，均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封面署“新华辞书社编”。

　　1957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3版《新华字典》，名曰“新1版”。此后的历次修订，均是以“新1版”为排序的基础，至今，已出到“第10版”。“事实上，这应当是第12版。”魏至说，“父亲主持编纂的第1版，和1954年出版的第2版，被隐藏起来了。”

　　身后署名与版次之困

　　魏至称，父亲生前，从来没提到过《新华字典》的署名和版次问题。“也许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问题。”然而，魏至认为，今天来看，这是一个关乎历史事实的问题。

　　翻开商务印书馆最新版本的《新华字典》第10版，版权页上是这样写的：1957年6月新1版，1998年5月第9版，2004年1月第10版。“父亲主持编写的1953年第1版和1954年第2版哪去了？”魏至不免会问。也正是因为不见第1、2版的版次，使得后来使用这部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字典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本字典和魏建功先生的关系。

　　这些年来，魏至也试图通过一些途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最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而且他听到了一些解释，觉得有一定道理。比如有人说，《新华字典》从1953年第1版算起，跨越半个多世纪，历经11次重排或修订，参加人数是庞大的。而在这种情况下，仓促署名是比较困难的。也有人给魏至出主意，为《新华字典》的沿革立一个学术项目，专门研究这个课题。但对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现已退休的魏至先生而言，这也是一件渺茫的事。

　　如今，《新华字典》每年印行1000万册左右，累计印数已达4亿册，发行量创造了世界辞书之最，在中国已经影响了几代人并将一直影响下去。魏至感慨地说：“父亲应当感到欣慰了。”

　　关于署名问题，着急的其实还不止魏至一人。近日，第1版《新华字典》最后几位健在编者以及其他编者家属准备就《新华字典》的署名权问题与商务印书馆对簿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