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支撑中国

　　策划-《中国青年》第二编辑部

　　文-徐卓君

　　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此语出自苏东坡《晁错论》。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到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时，引用这句话来表达他的内心忧患。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2006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仅下降1.23%，未能实现下降4%的预定目标。

　　中国制造业外强中干，约八成的集成电路芯片和七成的数控机床依靠进口，一些控制设备甚至要完全看他人眼色。

　　中国工程院院士魏复盛说，国内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有毒有害污染物已对人民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是世界上病人最多的国家，共有1.6亿高血压患者、1.3亿乙肝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后面隐藏着巨大危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国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撑。

　　2007年2月9日，科技部、财政部在北京联合召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实施大会。科技支撑计划将在能源、环境、人口健康、公共安全等11个领域组织实施50个重大项目和300个重点项目，而147个首批启动项目安排的国家拨款为73.5亿。

　　在首批启动的项目中，委托部门、地方、企业组织实施的共120项，占全部项目的82%，其中95%以上的项目都有企业参与，1/3的项目由企业作为牵头承担单位。预计支撑计划的国家投入将带动企业、地方、部门等配套投入近3倍。

　　最终，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各种科学技术投入中获益的，无疑是最广大的中国民众。

　　食品“侦探”

　　牛羊肉市场的神秘来客

　　“请问附近哪里有牛羊肉交易市场？”一位中年汉子四处向路人打听。

　　“你是来贩牛的？”有人好奇地问他。

　　“不是，想来买些新鲜牛肉。”中年汉子回答说。

　　路人给他指点去牛羊肉交易市场的道路。

　　这位中年汉子叫魏益民，是中国农科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所长。

　　2005年9月的一天，魏益民随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院士专家宁夏行”服务团来到宁夏某县。上午的考察结束后，大家回到县城开始吃中饭。席间，他打听到县城北边有一个牛羊肉交易市场，当天正好逢集。

　　一听说有牛羊肉交易市场，魏益民立刻来了兴致。他的研究领域是食品安全，因要建立动物产地溯源数据库，需要在相关产区采集未加工的、来源清楚的牛肉样本。于是，他扔下饭碗，匆匆赶到集市，了解当地的屠宰情况和地点。市场交易员以为来了个大客户，帮他在附近找到一家个体屠宰户——老李。

　　因为专家组下午2点就要离开，魏益民和老李聊了15分钟，话还没有点到主题，让他十分焦急。攀谈一番之后，他发现老李非常善良，这才说明自己的来意。关于研究的目的和用意，他还是作了隐瞒，谎说自己在作牛肉营养学方面科学研究，需要采集新鲜牛肉样品，想得到他的帮助。

　　像这样的情况和场合对魏益民和他的学生来说乃是家常便饭。他们常常把自己打扮成当地农民模样，在产地和农村采集研究样本，有时还会选在凌晨或深夜，趁人们还没起床时行动，以防产生误解和带来工作上的不便。

　　博士生李勇就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去屠宰场采集牛肉样本时的情景，“我第一次去屠宰场是在半夜，看到那些血淋淋的牛头，一开始每个晚上都会做噩梦。”

　　同位素指纹追溯牛肉产地

　　魏益民1990年获得德国吉森李比西大学农学博士，并于次年回到母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任教。他最初的研究领域并不是食品安全，而是食品质量与加工技术，教授食品质量管理课程。

　　1999年，魏益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德意志研究会共同举办的一个小型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可持续农业，副标题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但会上并没有几位专家谈及关于食品安全问题。此时欧洲的食品安全研究正在酝酿之中。这次会议触动了魏益民，他由此开始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十五”期间，科技部启动“食品安全关键技术”重大科技专项，魏益民教授作为农业部的代表进入项目的总体专家咨询组。

　　这个项目开始立项时，经费预算只有区区几百万元。但2002年7月项目正式启动时，经费变成了1.5亿元。媒体和消费者对农药残毒、疯牛病、口蹄疫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关注以及全国“两会”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对项目经费的“暴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2002年8月，魏益民离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北京市圆明园西路2号组建一个隶属于中国农科院的新的研究机构——农产品加工研究所。食品安全成为这个新研究所的七大研究方向之一。

　　2004年，魏益民的课题组从食品安全重大专项中申请到一些经费，同时又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项目资助，开始了食品溯源技术的研究。

　　所谓食品溯源，是指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储运及销售等各个环节中，记录与质量和安全有关的信息，使其能够被追踪，以有效监控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生产经营活动。食品溯源的目的是要确定污染源头，发生地点和时段，以便在食品安全事件中采取果断措施，最大程度地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尽可能缩小控制和召回范围。

　　在魏益民看来，治理食品污染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要治理源头，就得知道污染物在何处产生，如何传递，各自的贡献率是多少，如果只作下游的检测，治标不治本，治理成本就会非常高昂。

　　魏益民和他的学生在吉林、贵州、宁夏和河北四大肉牛产区采集了大量牛肉、牛尾毛及饲料样品，研究同位素指纹溯源在理论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同位素指纹是所有生物(包括食品产品)的一个“自然标签”，与其生长环境密切相关。从理论上讲，由于土壤、水源、饲料、施肥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地域的牛肉中碳、氮等同位素的比率也会存在差异，从而有可能借助同位素指纹追溯出牛肉产地。

　　“一旦发生重大疫情，你不可能把某某地区，甚至全国的牛都杀光”，魏益民说，“如果确认是由于食用牛肉使人体发生了某种疾病，拿到牛肉样本之后，根据已建立的数据库，就可以初步确认出牛肉的来源地，再根据部门掌握的信息，就可以科学地划定控制区或疫区，减少盲目性，避免更大的损失。”

　　“我们还是小学生”

　　“十五”攻关计划项目结束后，魏益民又与东南大学、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所的研究人员合作，于2006年申请到了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食品安全关键技术”课题之一“食品污染溯源技术研究”。研究组提出，届时建立以同位素技术、DNA指纹技术等为支撑的危害物溯源技术体系，危害物溯源的可信度达到80%～85%；建立重要食品全程溯源信息数据库等，使溯源响应达到60分钟以内。也就是说，一旦某种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取到有问题的样品，得到分析数据后，根据所建立的数据库，在一个小时以内利用同位素指纹库、分子指纹库等技术找到原产地，对原产地进行控制区或疫区划分。

　　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目前，他们仅仅在作技术探索和有限的区域试验。但魏益民希望做得更多。

　　魏益民及其同事已经在作一些与食品安全有关的风险评估。“我们最缺的是没有建立起风险评估体系， 在很多领域缺少风险评估数据。风险评估是所有食品安全的科学基础之一，没有这个科学基础，我们的标准制定、限量设定、指南发布、市场监控、绿色产品就失去了科学依据或科学指导。建在沙滩上的楼阁永远是摇摇晃晃的，也是落后的，受制于人的。”他这样形容风险评估体系的重要性。

　　风险评估可以告诉人们，对于某种食物每人每天吃多少是安全的。比如某种添加剂，每人每天允许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0.3毫克，只要不超过这个量，那么吃含有这种添加剂的食品，不会对身体造成健康危害。如果每天的摄入量超过了每公斤体重0.3毫克，就有可能存在健康风险。

　　魏益民说，中国至今拿不出几套完整的，又是国情必须的风险评估数据。作某一产品限量的风险评估，与作一个新药品评估相似，需要大量的投入和时间，这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他认为，食品风险评估体系结果不能全部照搬国外的结果，毕竟中国的食品消费需求和结构有不同于国外的地方。比如，国际食品安全标准里面有猪肉的重金属含量标准，国际上只定了一个猪肉的标准，因为脏器在国外很少有人吃，而中国人却吃得很多。脏器里的重金属通常是猪肉中的若干倍，如果不制定脏器重金属标准，只是去参照猪肉的标准，显然是不合适的。

　　“中国以前很少有食品风险评估的科技立项，没有研究题目来支撑它的发展，直到‘十一五’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国家真正系统地作这项研究的科研机构实属凤毛麟角，专业化的机构还没有建立。在这方面，我们还是小学生。”魏益民感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