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捕手”：花小钱治大病

　　癌症“捕手”：花小钱治大病

　　图-乔友林 提供

　　从回天无术到早诊早治

　　在山西省襄垣县的一个农村家庭，先后有三位亲人患上同一种癌症：子宫颈癌。

　　“现在我这个病治愈了，我就觉得我大姐和妈妈可惜了。”农村妇女申翠兰唏嘘不已。

　　襄垣是子宫颈癌的高发地区，也是卫生部确定的子宫颈癌早诊早治农村示范基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乔友林教授及其同事在这里开展了大规模的子宫颈癌筛查与预防研究。

　　几经动员之后，36岁的申翠兰勉强去参加了筛查，结果被查出患上子宫颈癌。所幸的是，她还处在癌变早期，接受手术后很快恢复了健康。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申翠兰的姐姐被发现也患了子宫颈癌，但已处于晚期，尽管倾家荡产到省城的专科医院治疗,也无济于事。没多久，就告别了人世。 她们的母亲几年前也是同样的命运。

　　“由于我国农村广大群众没有

医疗保险，老百姓一般不太愿意主动求医，农村有一句话，就是小病拖着，大病扛着，扛不住了再到医院。”乔友林说，“等到病入膏肓再寻求治疗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再高明的医生也回天无术。”

　　申翠兰觉得，要是姐姐和母亲能够像自己一样早些接受子宫颈癌筛查，现在也许还能继续幸福地生活。

　　子宫颈癌的发病率在整个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中国每年约有10万新发病例，约占全球的 1/5。乔友林说，包括子宫颈癌在内的许多癌症并不难预防，而且可以治愈，但前提是定期检查，早诊早治。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如果成功实施早诊早治，约 1/3的癌症可以获得根治。

　　预防的意义对个人和国家都是最大的成本节约

　　1997年，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获得环境医学博士学位的乔友林回到国内，先后与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同行一道，在山西襄垣、广东深圳等地开始了早诊早治的尝试。他和同行的研究在2000年法国巴黎举行的“第四届国际多学科大会——子宫颈癌全球预防战略”上，获得了国际生殖道感染和肿瘤研究领域的大奖——“欧罗金”(EUROGIN)国际奖。

　　为了将国外先进的技术国产化，降低筛查成本，乔友林与美国帕斯卫生适宜技术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共同申请到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子宫颈癌研究项目——“全球多中心子宫颈癌快速筛查技术与预防研究”，自2003年起合作开发准确性高而费用低，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新筛查方法。

　　“在寻找最佳的癌症防治方案时，价格因素很重要，因为广大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农民的收入很低，根本承受不了价格昂贵的检查和治疗费用，”乔友林说，“我是作公共卫生研究的，我的研究要为广大公众服务。”

　　去年9月，科技部将“常见恶性肿瘤预防 、早诊及综合治疗”列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之一。“子宫颈癌与食管癌筛查及早诊早治方案评价研究”是该重大项目的课题之一。乔友林被中国癌症基金会委托为研究负责人，成功地申请到了这一课题。

　　参加这一课题的机构除乔友林所在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以外，还有多个地方医院。课题计划在子宫颈癌高发区山西襄垣、江西靖安以及城市防治试点深圳和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州、河北磁县、山东肥城和四川盐亭建立并进行现场研究。课题组将评价现行的几种子宫颈癌筛查和食管癌筛查方案，并对不同级别的病变进行治疗，全面计算子宫颈癌和食管癌早诊早治各方案的成本，结合患者生命质量的调查结果，找出最适合中国国情筛查和早诊早治方案。

　　“盐亭模式”：穷困人口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模式

　　四川省绵阳市盐亭县肿瘤医院是整个西南地区唯一的县级肿瘤医院。据报道，这家医院上消化道恶性肿瘤 (如食道癌、胃癌)的医疗费用约为8000元～1万元，其中包括手术、化疗、基本放疗以及住院费用，而大城市医院的费用则是这个数字的四到五倍。

　　乔友林非常推崇“盐亭模式”。他认为，从卫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盐亭县肿瘤医院不但可以是农村癌症预防的模式，而且可以是中国穷困人口疾病预防和治疗的模式。

　　卫生经济学也是乔友林在这项国家拨款450万、为期三年的课题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他希望探索出一种效果可靠、成本经济并且可以纳入医疗保障体系的子宫颈癌及食管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方案，“我们要将研究中得到的发现与结果变为公共卫生政策，进行推广应用，才能使广大群众受益。”

　　目前，中国正在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计划。参加新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支付10元，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出20元。这样，农民生病、住院的费用可以得到一定比例的报销。但是，癌症筛查并没有被纳入现行的医疗保险体制。在新农村合作医疗计划中，癌症的预防性检查也不能报销，只有等到真的得病了，才能报销一部分医疗费。而这对于高昂的癌症治疗费用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中国大部分的医疗资源都放在治疗上，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公共卫生政策，如果我们现在不调整公共卫生的政策和策略，不把重点从治疗转向预防，那么癌症死亡率在未来20年内还将大幅度上升。”乔友林说。

　　抑郁症早期干预：遏制“精神感冒”的流行

　　潜伏而来的暗地杀手

　　生存还是毁灭，这不但是一百多年前困扰哈姆雷特的问题，也是长沙的邓阿姨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47岁那年，邓阿姨从单位下岗同时被查出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她开始情绪低落。刚开始邓阿姨的家人都以为她是更年期综合症，可是邓阿姨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曾经连续七天都吃不下饭，总想着自杀。最后邓阿姨被确诊为抑郁症。“那个时候我随时都可能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每天都想着我要淋上汽油，去大马路上自焚，那样别人还能记得有我这么一个人。”邓阿姨说。

　　不只是邓阿姨，就在我国，还有超过2600万人受到抑郁症的折磨，全球目前有2亿～4亿人口正在为抑郁症苦恼，大约有20%～26%的女性，一生中会有一次几率患上抑郁症，而因此自杀死亡的也在逐年增加。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资料显示，到了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

　　然而，中国认识抑郁症仅是近几年的事，抑郁症的危害长期以来被政府和公众低估，有超过六成的抑郁症患者身在病中而不自知。

　　据安定医院抑郁症中心副主任王刚博士介绍，在新型抗抑郁症药“百优解”刚刚上市的时候，在中国市场上的销路非常不好，根本卖不出去，而在国外的市场上销路却非常好，曾连续高居全球药物销售排名前3位。“在过去，不止是‘百优解’，大部分的抗抑郁药在中国根本没有市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抑郁症没有足够的重视。”王刚说。

　　安定医院和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在2003年联合进行了北京地区抑郁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这项调查现在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可以信赖的抑郁症调查。调查显示：在北京市正式户籍的常住人口中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6.87%，时点患病率为3.31%，71.8%的人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缺乏了解。出现抑郁症状后从未就医的为62.9%，到综合医院就医者为31.39%，到精神科就医者最少，为5.8%。

　　所幸的是，情况在好转，不管是公众、医院、研究机构还是政府都开始意识到了抑郁症的危害。

　　建立对抑郁症的有效识别系统

　　政府开始加大对抑郁症防治的投入。去年11月，科技部将“重大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识别技术与干预措施研究”列为“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之一。“抑郁症早期诊断方法和标准化综合治疗模式研究”是该重大项目的课题之一。安定医院的马辛院长领导的研究小组成功地申请到了这一课题。

　　安定医院在2006年2月开设了国内第一家抑郁症治疗中心，中心成立仅1个月，前来就诊患者就达3000多人。据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安定医院抑郁症门诊不到总门诊量的1/10。如今，安定医院门诊病人中接近一半都患有抑郁症。

　　王刚博士告诉记者，除了春节期间，治疗中心的病床始终都是人满为患，许多病人要想住院，还得提前排队。

　　但这还不够，“目前中国抑郁症的就诊率仍然不高，”王刚说。根据2003年的调查，在北京市就有62.9%的抑郁症患者从未接受过治疗，而在我国的其他地区，这个比例只高不低。

　　调查数据还表明，正在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中有30%多的人是在综合医院治疗，真正到专科医院治疗的只占5%～6%左右。不选专科医院进行治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怕被别人当成精神病。为了躲避这种误解，很多人选择了综合医院，而不是专科医院。但实际上这容易造成误诊误判，因为我国目前现有的1.5万多名专业精神科医生大多集中在专科医院。有数据显示，我国地市级以上的综合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还不到20%。这就意味着大部分的抑郁症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因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抑郁症早期诊断方法和标准化综合治疗模式研究”课题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起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尤其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针对抑郁症的早期诊断与治疗模式。

　　“我国潜在的和现有的抑郁症患者太多了，我们专科医院收治不了全国的抑郁症患者，只有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还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王刚对记者说。

　　联合会诊：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

　　这个模式是一个联合会诊的模式，一旦它建立起来，就能使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各级医疗机构联网。当综合医院发现一些急性的或是严重的抑郁症患者时，可以马上将患者转入专业医院，等到患者病情稳定，就又可以转回综合医院进行常规治疗。

　　目前国内的抑郁症诊断和治疗体系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抑郁症的诊断标准还是简单的症状的现象描述，而缺乏客观的数据指标；对抑郁症患者的治疗也过于单一化，大多只采用药物治疗，而不是综合治疗。

　　因此这项研究的另一个目的是初步制订符合国际规范的抑郁症早期识别指标和诊断标准，在早期识别与诊断的基础上，研究针对抑郁症的规范化、综合性、可操作的早期干预模式，并对各类干预方法效果进行评估。

　　“这项研究能够提高我国抑郁症的诊治水平，它能对现有的医疗资源进行再分配，大大提高了资源的利用率。” 作为课题的研究人员，王刚博士显得很有信心。

　　油田“新铁人”的理念：资源有限，科技无限

　　两代“铁人”碰到的不同问题

　　新的采油技术挽救了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产生过新老两代铁人。老铁人王进喜曾经舍身搅拌水泥，制止井喷，被房东大娘称为“铁人”。王进喜的口号是“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他最终积劳成疾，1970年因胃癌去世，年仅47岁。新铁人王启民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先后主持参与过大庆油田实现稳产高产的多项重大开发试验项目，于1997年被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党组授予“新时期铁人”称号。

　　王启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们碰到的困难和老铁人不一样了，搅拌机现在是再寻常不过的设备，但是像老铁人那个时代随便打一口井就有原油喷薄而出的地质条件不复存在，大庆已经没有一口自流井，所有油井都需要磕头机往上抽。王启民的同事赴伊拉克考察归来后曾告诉他，那里3米以下的油层根本就不叫油层，没人会过问。他说，如果照这个标准，大庆就应该完全放弃了。

　　经过几十年高速高效开采以后，大庆油田青春已逝。这个中国最大油田自1960年投入开发，1997年达到产量峰值5600万吨，此后原油产量开始下滑。2003年，大庆油田产出原油4840万吨，结束了27年连续稳产5000万吨以上的历史。

　　研发三次采油

　　石油开采分为三个阶段。一次采油是依靠地层的原始能量进行自喷开采；在地层能量释放以后，用人工注水的方法补充能量，称为二次采油。和国内很多老油田一样，大庆油田已处于二次采油的后期。由于大量注水，大庆油田每百吨采出液体中含有90吨以上的水，开采难度越来越大。大庆的原油产量约占中国的1/4，国家能源安全还离不开大庆油田的支撑，大庆油田的几十万员工和家属也要吃饭。在万般危急的情况下，三次采油技术成了大庆油田的救命药丸。所谓三次采油，是指在一次采油和二次采油失效后，利用其他化学和物理方法进行开采，例如注入聚合物驱油剂等。

　　大庆油田对三次采油的研发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96年，三次采油技术首次在大庆的萨尔图油田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截至2006年底，大庆油田三次采油产量连续5年超过1000万吨，累计产油突破1亿多吨，主力油田的采收率已经突破50%(即开采量达到探明储量的50%)。

　　目前，大庆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三次采油基地。大庆油田技术人员与国内同行合作开发了聚合物驱油、三元复合驱油、泡沫复合驱油等多种新的三次采油技术。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大庆油田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王德民领衔开发的泡沫复合驱油技术获得2005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在大庆油田采油三厂的试验区块上，此技术使油田综合采收率达到了69.66%。有国内媒体援引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以下简称中石油)有关领导的话，称之为“世界奇迹”。

　　当然，“奇迹”并不等于尽善尽美。2006年4月，中石油内部召开的一次科技大会上，王德民就提到，中石油在开发技术上有优势，但没有形成系列化，比如在复杂油田开发方面，分层开采、注水技术是优势，但海上、碳酸盐岩开发中，遇到油藏深度加大，油层变化时就失去了优势。再如大庆的三次采油技术虽然很精，但还不能适应高温高压油藏的需要。

　　大庆油田仍在继续开发采油新技术。例如，大庆油田利用炼油厂加氢车间的副产品——纯度高达96%的二氧化碳气体进行了驱油试验，虽然该试验矿场由于油藏的非均质性导致窜气(或者说漏气)，但总体上还是取得了降低含水率、提高原油采收率的效果。

　　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注入二氧化碳气体既可提高采收率，又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吃进去的是二氧化碳，吐出来的是原油，可一箭双雕，但目前二氧化碳驱油的经济性还是一个问题。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复杂油气田高效开发技术研究”重点项目中，大庆油田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玉普领衔承担了“二氧化碳气驱提高采收率试验研究”的课题，将继续深入研究二氧化碳驱油的可行性。

　　科技是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

　　大庆的三次采油等技术已经进入海外市场。例如，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在2004年了解到哈萨克斯坦肯基亚克油田急需有效提高采收率的手段，挖掘剩余油藏潜力的情况后，争取到与了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开发项目。肯基亚克油田盐上油藏1966年投入开发，目前已进入开发晚期，单井日产量不到1吨。该油田曾先后与俄罗斯等国的石油公司合作，但均未取得理想的开发效果。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接手后，在短时间内克服了地质情况复杂、资料匮乏等困难，设计的聚合物驱油试验项目获得成功，增油降水效果显著。

　　今天的大庆油田仍然在传颂铁人精神，但铁人精神的内容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资源有限，科技无限”的理念极受推崇。2004年，大庆油田有限公司提出创建“百年油田”的口号。如果没有三次采油等新技术的支撑，没有王启民、王德民等“新铁人”的存在，这个口号恐怕很难变成现实。大庆油田三次采油的故事只是中石油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

　　2005年10月，英国贸工部公布了一份“全球企业研发排行榜”，列出了全球1000家研发投入最多的公司。在上榜的4家中国大陆公司中，排名第一的即是中石油，年度研发投入约为1.85亿英镑。不过，与国外大石油公司相比，中石油的研发投入和技术水平仍然存在差距。除大庆油田以外，中石油旗下的大多数油田采收率均低于30%，远远低于先进国家50%的水平。而且，由于油价连续走高，国外一些公司已经把油田的最终采收率目标定在70%。

　　在2007年2月的“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会上，中石油是发言的唯一企业代表。该集团科技发展部主任刘振武介绍说，“六五”以来，中石油与其他单位联合承担了32项国家科技攻关项目。2006年，中石油又作为牵头单位，与有关单位共同承担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16个重大专项之一的“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项目。此外，中石油承担了化学驱油和微生物驱油等5项“973”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以及先进钻井、先进测井等5项国家“863”高技术发展计划项目。2007年，中石油又主导或参与了“复杂油气田高效开发技术研究”等一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

　　“中石油承担国家项目的分量、广度和深度以及涉及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联度都高于以往任何时期。”刘振武称。

　　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复杂油气田高效开发技术研究”联络人、中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彭秀丽介绍，该项目的国家投入经费是1580万，而中石油为此投入的配套经费约为3820万。她说：“参加国家科技计划对企业研发有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国家支持资金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解读

　　以支持公益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为重点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于2007年2月9日正式启动，首批确定了147个项目。科技部、财政部在京联合召开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启动实施大会，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的实施作了全面的动员和部署。如何理解国家科技支撑计划？支撑计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对此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政策研究部副研究员张杰军。

　　为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记者：科技支撑计划的前身是科技攻关计划，从科技攻关计划到科技支撑计划有何实质性变化，这种变化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张杰军：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以下简称攻关计划)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科技计划，自1983年起已经实施了23年，产生了像杂交水稻、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秦山核电站建设工程等一批优秀成果, 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科技实力和民族自信心，显著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但是，多年来，攻关计划坚持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从定位上更多突出了产业关键和共性技术，对于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公益技术支持不够，在支持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研制等方面也更显得薄弱。因此，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着眼于加快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重点支持重大公益技术及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支撑计划是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举措。要通过实施科技支撑计划，攻克一批重大应用技术，获取一批重大科技成果，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保障人民安全健康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记者：每年科技部总计在科技上的经费有多少？整个中国在研发上的投入状况又是怎样？与韩国、印度等具有很多相似性的邻国相比，中国的研发投入以及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处于一个怎样的水平？

　　张杰军：2006年中央财政计划投入科技经费716亿元，比上年增加115亿元,增长了19.2%,但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不高。我国历史上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最高是1960年的2.32%，以后逐年下降，到1998年为0.69%，2000年以后有所回升，到2004年为1.23%，但与我国有关法规规定的1.5%还有差距。与其他国家相比,全社会研究开发投入总量只相当于美国的4%左右；人均科研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1/12和韩国的1/8。

　　目前我国科技投入总量仍然不足，关键是没有形成稳定增长机制，以政府为主体的投入增长滞后于发展需要；同时，投入不足和浪费低效并存。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拨款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上世纪整个80年代年均为5.2%左右，90年代年均为4.5%，2000年～2005年约为3.7%。今后，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背景下，中央财政的科技投入会有明显提高，并将引导和动员企业等社会资源的投入，从而保持全社会科技投入的持续高速增长。

　　记者：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

　　张杰军：在发达国家，90%的跨国公司把技术创新作为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80%建立了研发中心，大多数企业至少把销售额的5%投入到研究开发当中。但目前，全国大中型企业中71%没有技术开发机构，2/3没有技术开发活动。近两年，企业科技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1.52%，其中用于新产品开发的支出仅占0.66%。我国2.8万家大中型企业中，拥有研发机构的仅占25%，超过半数的中央企业科技投入不足主营收入的0.5%，许多企业的核心技术和装备基本上依赖进口。根据国际经验，企业技术研发投入不应低于销售收入的3%，在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要占10%以上，否则将失去竞争力。

　　记者：目前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少，研发能力薄弱，科技支撑计划对此有什么考虑？

　　张杰军：将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一方面，转变政府财政资金投入方式，更多发挥引导、动员作用，通过国家计划的支持和相应的资金配置机制，来吸引企业和各方面投资者投向研发活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产业化过程。过去在投入方式上，由国家拨款，主要由科研院所、大学执行，而没有在研发中吸引企业和社会的融资。现在，在整个项目推进中，一开始就需要企业参加。并且从研发到产品形成，都有不同的融资在里面。财政资金将采取无偿资助、贷款贴息、偿还性资助、风险投资等方式支持。另一方面，将有更多的金融衍生品支持中小企业不同阶段的融资需求。比方说，通过直接融资、间接融资，让风险承担能力不同的金融主体参与到企业的融资过程中。

　　责任编辑：邱四维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