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改给农村“腾地”

　　户改给农村“腾地”

　　两次户改，解开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枷锁。从2003年到2006年，失地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就业，年均增加10.53万人。

　　尽管岳双全自称是“农民”，但跟随他半辈子的农民帽子，已摘了很久。

　　他现在的户口簿上的注册户籍是“成都市居民”。

　　2004年，成都市全面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这在当时被媒体称之为“走在全国前列”。

　　在2004年户籍改革的基础上，成都市又出台一些便利措施：成都市的农民，可以通过购买一定面积的

　　此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农民向城镇移动的“门槛”。按照成都市政府的规划，到2010年，全市城镇化率将达到65%以上(目前约为42%)。以目前成都1044万人口计算，这意味着在未来的3年内，将有250万成都农民离开他们曾耕作过的土地转变成市民。

　　两次户改，解开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枷锁。从2003年到2006年，失地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二三产业就业，年均增加10.53万人。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第二三产业转移，带给岳双全等村民的好处显而易见。

　　原来，汤营村不足3000亩耕地，要养活全村3700张嘴。目前，村里40%人口脱离了土地。而留在村里的人则将全村的绝大部分耕地，以股份的方式，投入到汤营三联农业有限公司。公司每年按每亩450公斤稻谷标准给付保底收入，此外将经营利润的50%用于分红。

　　入股农户一部分在本公司做“农业工人”，一部分转移到镇上的工业园区做“产业工人”。 

　　当地政府的决策是，在工业集中发展、农民集中居住带动大量农村人口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后，土地集中经营获得了充分的条件。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后，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者，就从不计成本、边际效益近乎零的“小农”生产，转变到规模化、市场化的“大农”生产，逐步成为“农业工人”，本质上是从“自给生产”转移到了获取工资的“农业就业”。

　　“可能带来第三次土地革命”

　　如果成都能向国务院承包全市的耕地645万亩，我们保证总的面积不少，这里的耕地用于开发，在另外的地方填补，就能最大程度盘活土地。

　　和新中国同岁的岳双全，经历过建国后的所有土地改革。

　　当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分田地时他尚未成年，跟着父母一起拥有了自己的土地。随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则把家里的土地所有权，又集中到了公社手里；80年代初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又使他拥有了责任田的使用权。

　　最近的一次变动发生在2005年：老岳把家里的4亩地，以股份的形式，入股公司。这给老岳一家的收入，带来了新的变化。

　　但是，老岳的土地的价值，并没有被发挥到淋漓尽致。从用途上讲，岳双全现在手里有两块地。一块承包地，一块宅基地。前者，用途法律已经规定，只能用于耕地。后者，也有使用年限。

　　“目前的土地所有制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瓶颈。”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成都市“十一五”规划咨询委员会成员肖百治认为，土地是农民手中仅有的资源。但是依据现有的政策，这个资源没有完全发挥作用。

　　“如果成都能向国务院承包全市的耕地645万亩，我们保证总的面积不少，至于哪里用于耕地，哪里用于开发。这里的耕地用于开发，在另外的地方填补，就能最大程度盘活土地。”肖百治说。

　　“至少农民没有办法。除了种田，没有其他用处。”肖百治说，“必须在国土资源政策上实现突破，现在国家有关土地政策管得很严。不仅土地不能擅自更改使用性质，连土地的具体区域归属都有规定。比如，一块耕地，有多大面积，在哪个地方，现有政策都有规定不能动的。”

　　李后强也强调了目前的土地所有制对于城乡统筹发展的限制。而他看来，土地问题将是成都特区以后发展的一个重中之重。“邛崃模式”等成都少部分地区试验的土地流转改革方式，证明了土地流转带来的成效。

　　李后强说，目前农村最大的资源就是土地，而农民手中持有的也是土地。但是，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处置权，能有的就是种粮食。土地流转、买卖、抵押等，都是现有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出现了农村集体土地，集体做不了主的现状。

　　成都特区今后的发展，两位官员均认为，突破将发生在土地所有权上。

　　“试验区在未来几年内，必将在体制方面实现突破。这些突破，就是成都未来应该去尝试，或者需要争取的政策。”面对成都特区4年备课后出现的问题，肖百治说。

　　李后强断言，“随着成渝试验区不断推进，可能将因此掀起第三次土地革命。”

　　李后强有过在基层挂职副市长、副县长的经历。“附着在集体土地上的广大农民，即便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不能流转，不能转让，不能买卖，所以现行体制禁锢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若试验区继续推进城乡一体化，必然遇到这个现实问题。因此，继第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第二次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第三次土地革命即将到来。”他说。

　　据李推测，在国家没有给成都重庆划定框框的前提下，成渝两地未来可做的，能够尝试的还有很多方面，但土地问题将是一个重中之重，而且关乎成渝两地半数人的农民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试验成功，有极其重要的示范和推广作用。

　　试错特权和创制试点

　　而目前最希望获得的，是更多的‘创制试点权'，也就是创造制度的试点权力。

　　成渝特区定位在城乡统筹上面，与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不同，“钱”与“政策”不再直接惠及成渝试验区。那么如何保证统筹城乡改革在特区完成？李后强告诉记者，基于这种情况，成渝试验区将具有“试错特权”。

　　李后强说，如现在还有人梦想，国家能不能像扶植深圳“给钱给政策”那种支持成渝两地，答案只有一个，肯定不可能。否则，国家还需要仔细挑选成渝干什么，有钱有政策放在哪里都能起到效果，因此，需要成渝两地政府努力思索，不断创新，敢于突破。“哪怕犯了一点错误，中央政府也是可以原谅的。”

　　“特区成立后，我们正在考虑向中央要什么。而目前最希望获得的，是更多的‘创制试点权'，也就是创造制度的试点权力。”肖百治对记者说。

　　此前，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对媒体明确表示，鼓励试验区在一些重点领域大胆创新，探索实践，为区域乃至全国积累好的发展经验。

　　因此，李后强说，被习惯成为第三特区的成渝试验区最大的吸引力便是以“试验”的名义，中央向地方让渡了部分职权，从而获得了“试错”的权力。

　　一位参与制订成都试验区实施草案的成都市有关人士告诉记者，6月20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将召开一次重要常委会，就试验区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展开讨论，以形成初步意见。目前，当地相关局办委正在收集、整理此前在推行城乡一体化中碰到的各种主要困难和问题，并上报成都市委市政府。

　　记者从成都市发改委了解到，受成都市政府委托，他们正在全力草拟成都试验区改革实施方案。预计本周内或能形成一个实施草案。

　　想必，所有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有一个完满的结果。

　　而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受益者，岳双全表现得极为乐观：“成都被确定为第三个新特区，，农村发展又迎来新的机遇，更好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本报记者 杨继斌 本报特派成都记者 吕宗恕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