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廉政公署：行政失误是腐败根源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对话时间：2007年6月13日对话地点：香港廉政公署总部

　　对话人物：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

　　陈志新，59岁，毕业于香港大学。1972年加入政府，1974年加入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1992年任职助理处长，1996年任职防止贪污处处长。曾于1995年到清华大学进修。2000年获特区行政长官颁发廉政公署卓越奖章。

　　“香港胜在有ICAC（廉政公署）”，这不是廉政公署的宣传词，而是每个香港人都认可的香港形象广告。但新任廉政专员罗范椒芬将之改为“香港胜在有你和ICAC”，看起来是为亲民，其实也道出香港市民对整个廉洁社会的贡献。

　　1996年11月26日，美国《财富》杂志文章称：廉署使香港成为世界上最佳商贸城市之一，但在中国管治下能否继续发挥作用？质疑“廉署能否适应新的政治秩序，并继续秉公无私”。

　　2007年6月7日的美国《时代》杂志发表封面文章，为她的姊妹杂志《财富》当年“糟糕而错误的预测”做了个迟来的更正。因为11年前被质疑会“沾染内地贪污恶习”的香港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廉洁城市之一。

　　2006年，“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香港在163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5，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香港回归初期，贪污举报略有上升，从1997年3057宗升至2001年4476宗，后逐年下降至2006年3339宗。其中，对政府部门的举报比例，由1997年的4成降至2006年的不到3成。

　　2007年，美国传统基金会连续第13年将香港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并且指出廉洁的政府是香港成功的四大支柱之一。

　　廉政公署已成为香港法律、政治和精神上强大力量的来源。2006年，73%的举报人选择实名举报，而廉政公署也以88%的定罪率来回报信任有加的市民。

　　目前，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在即，标志着打击腐败“从源头治理”的落实。在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内地从2005年排名第78位，大幅跃进到第70位。打击腐败，是周密的制度建设，也是长期的文化改良。而香港在打击腐败的制度和文化方面的经验，显然具有借鉴意义。

　　香港廉政公署如何将曾经贪污盛行的香港社会改造成全球“反贪典范”的，廉政公署的“防贪锦囊”里装有哪些妙计，6月13日，香港廉政公署防止贪污处处长陈志新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一、“行政上的延误，常常都是贪污的根源”

　　成都商报：你在廉政公署从事反贪30多年，请谈谈你所了解的廉署历史。

　　陈志新：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腐败猖獗。所有公共服务都要付红包，在医院看病要杯水得付茶水费，消防车救火要给救火费，情况就是这样坏。1974年前，打击腐败是由警队的反贪组负责，但当时警察队伍的贪污也很严重。1973年，总警司葛柏在接受调查时逃亡，市民认为是警队放走了他，上街游行抗议。

　　后来，香港总督麦理浩宣布成立独立的廉政公署，独立于公务员系统之外。也就是说，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不属于公务员。

　　《基本法》里也有我们的法定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廉政公署，独立工作，对行政长官负责。

　　1974年开始，我们就采用三管齐下的方式打击贪污。一是执法。接受投诉并调查，找到证据，然后向律政司提出检控报告。我想强调的是，廉署没有检控权。廉署的权力很大是事实，但也有制衡。

　　二是公民教育。教育老百姓认识贪污的危害，得到他们的支持去打击贪污。我们对老百姓说，如果有人找你拿钱，请给我们说。还要给市民信心，要为他保密。

　　最初只有三成的贪污举报是实名，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具名举报的达到七成。2006年更高达73%，这是世界第一。

　　三是防止贪污。重点是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内预防贪污。这也就是内地现在常说的“源头治理”。我们有权力到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审查它们的工作程序。比如发牌（证）制度，看它是否清楚透明，是否耗用太多时间，因为行政上的延误，常常都是贪污的根源。举个例，二三十年前，餐厅要拿牌照，一般说来要两年，业主就会行贿以加快拿牌。我们就调查为什么要那么久，发现原来涉及多个部门，包括卫生、消防、屋宇安全等，部门配合不够。我们就建议成立“一站式”服务，几个部门一起办公。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事。后来这方面的举报大幅度减少了。

　　二、“预防贪污，香港在全世界第一个提出”

　　陈志新：上世纪70年代开始搞预防贪污的时候，我们毫无头绪，因为在全世界都没有先例，香港是第一个提出的。我们做了大量研究，归纳出三点：

　　一是减少官僚，简化政府服务程序。该管的才管，不该管就不要管。二是程序透明，服务承诺。让市民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办事程序才能有效监管。这也就是内地常说的“政务公开”。三是公务员问责。必须向市民解释行政行为，犯了错误要出来承担。

　　成都商报：香港市民防贪意识很强，香港的防贪教育主要方式有哪些？

　　陈志新：一方面，香港上世纪70年代后出现了大量的中产阶层，他们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诉求也不断提升。他们关心反贪。另一方面，廉署的防贪教育也深入人心，比如我们拍的电视剧《静默的革命》，在70年代的香港家喻户晓。

　　幸运的是香港很小，每个地方都能去。我们在香港各区成立了7个分处。经常邀请市民来面对面的座谈。

　　我们还重点针对年轻人。从小学起就灌输廉政概念，或者提供教材，或由专业团体演出廉政剧目。大学做得更多。学校在这方面很合作。

　　我在廉署工作30多年，看到的差别非常大。这30多年的变化是一点点的。香港反贪的过程，是一场静默的革命，一种文化的改变。

　　比如，最初，廉署和公务员的关系很紧张，更不用说和公务员合作。你知道，1977年还爆发严重的警廉冲突，警员上街大游行。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终于可以和警务处处长坐下来说，我们合作一下吧。从此我们成立了跟政府部门合作建设的第一个反贪污工作小组。

　　三、“要反贪，就要懂得对方的语言”

　　成都商报：内地近年的腐败大案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等工程建设、社会保障基金及住房公积金管理、房地产的土地审批等领域，在香港哪些政府部门的哪些工作环节容易出现贪污漏洞？回归十年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贪污手法有哪些变化？

　　陈志新：建造业一直是贪污重灾区，应该是监管重点。上次去一内地城市，当地人给我说，每一百公里公路的建造，就有一个官员下马。

　　预防贪污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贪污手法日新月异。所以我们的反贪手法也要与时俱进，过去十年我们招用了很多电脑专家，我们处的防贪人员只有不到60人，是廉署三个处里最少的，主要是工程师、会计师、电脑技术人员、资深的前公务员，还有来自私营机构的人士，都是成熟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要反贪，就要懂得对方的语言。

　　最近十年，我们的监管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建筑业。2000年后香港出现了好几个豆腐渣工程。比如有一个很大的“短桩”丑闻，沙田刚建起两栋30多层的公屋，有人投诉偷工减料，我们调查后发现其桩柱比规定尺寸短了很多，经评估认为不安全，政府决定拆掉两栋楼重建。这件事社会付出很大代价，让政府多花了两亿多元，也让等着住公屋的市民等了更久。

　　二是政府采购。要避免公务员收受回扣，或者让家人成为供应商等。我们会检查每个政府部门的采购程序，看看有没有漏洞。我们的工作有法定权力，我们提的建议，政府部门是必须落实的，这是《廉政公署条例》《预防贿赂条例》的规定，“任何人抗拒或妨碍廉署人员执行职责，即属犯罪”。

　　三是执法。比如警队、海关等有执法权力的部门。

　　四是发牌制度。很多行业都需要发放牌照的，饭店、驾驶、酒吧、金融业都有。比如酒牌是一个问题，几年前有一个大案，酒牌局主席被抓，他不是直接收钱，而是让人找他的律师女友。

　　成都商报：这几个领域的问题在内地也很多。

　　陈志新：大部分城市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城市的快速发展，有大量基础建设，政府要花大量的钱，有钱就会有人想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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