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定康：香港回归10年非常成功

　　关于回归：

　　香港回归10年非常成功

　　记者：1997年7月1日，你出席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后，与家人一起陪同王储查尔斯乘坐皇家游艇离开香港。你当时心情如何？

　　彭定康：我觉得很伤感。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即将告别我曾热爱过、愉快地度过了5年的那座城市，即将告别很多好友。第二，我即将告别曾经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让我激情澎湃的港督一职。第三，我很清楚那件事情的历史性质。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觉得很伤感，并不是为香港感伤，而是因为要离开香港。

　　记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伤感，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

　　彭定康：不是。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香港无论如何都是要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这一点一直就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记者：香港平稳过渡，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当时你离开时是否预见到会这样？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的10年？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10年里非常成功。香港成功地摆脱了两大严重的威胁。第一是非典。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这两大困难。经济发展得也很好。“一国两制”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爱香港，你和你的家人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5年。现在恰逢香港回归10周年，你对香港未来怎么看？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香港通过结合中国和西方的精华，能够继续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际化城市，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关于中国：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好处

　　记者：2002年，你作为欧盟外交官，重返中国访问，你的心情和其他人肯定不同？

　　彭定康：我自1997年以来多次访问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去北京与外交部长会谈。有时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想你也许知道，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一种威胁。

　　记者：2003年后你作为欧盟专员之一，负责对外关系。那个时候你也尝试着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有人说你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彭定康：我刚刚其实已说过了，中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但是显然，世贸组织的条款还是要公平实施的。我还是完全赞成自由贸易继续进行的，我也完全赞成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要加强中国的参与。

　　记者：你离开香港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问题。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关注中国？

　　彭定康：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可能是最古老的。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有18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只要中国人民更加幸福，全世界都必将随之更为幸福。如果中国失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对其他国家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还相信，世界上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缺少不了中国和印度的参与。

　　记者：那你怎么看中英两国关系的未来？

　　彭定康：我认为两国关系的未来会很美好。中英两国有很密切的经济往来。我们也有密切的政治往来，虽然不是所有的都那么令人愉快，但是我们都能充分理解对方。我们都是令人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当然比英国大得多。我们必须在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的世界里需要维持更好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英文讲得好的大有人在。

　　关于牛津：

　　我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务

　　记者：2003年，你为何会当上牛津校长？

　　彭定康：通过选举，并且只要一当选便会终身就职。我的前任是欧洲委员会的主席罗伊·詹金斯。他的前任是曾担任过多年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选民都是牛津大学的在校学生。那次选举，我打败了最高法院的院长。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

　　记者：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你更享受哪种？

　　彭定康：我觉得这个跟年龄有关。我现在在为某些活跃在政坛的人士代笔写稿。我曾是保守党的研究部主管，还曾是国会的成员之一，我也做过高级政务部长，之后当选为保守党主席，然后是香港总督，我还根据和平协议重组了北爱尔兰的警务，出任过5年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所以我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我现在很高兴能多花时间在写作上面，很高兴能多参与学术事务。

　　记者：你与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接触多吗？

　　彭定康：很多。牛津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大概拥有600名左右的中国学生。我定期会和学生团体交流，包括很多中国学生。我还定期参加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和学校里的亚洲社团也谈过话，这个亚洲社团的大部分会员都是中国学生。我的讲座和研讨会也会有大量的中国学生参加。

　　记者：你觉得这些中国学生怎么样？

　　彭定康：我觉得他们很勤奋、很聪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十分的友好。

　　关于个人：

　　我的生活真是过于忙碌了

　　记者：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回信都简短、直接，就那么一两句，没有丝毫客套话，你的性格就是这样吗？

　　彭定康：不是的。当你们联系我时，是直接找到了我。我的大部分回信，都是我自己用一只手指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所以很简短。

　　记者：你能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现在一天的生活吗？

　　彭定康：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我每

天花一些时间写作；我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牛津大学的事务；我还同时担任国际危机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冲突预防组织。我还是两个慈善机构的主席，一个是加强国际青年联系的慈善机构，另一个是为烧伤外科手术和组织再生研究筹集资金的慈善机构。而且我还参与两三件商业性质的事务。我的生活真是过于忙碌了。我在伦敦和牛津都有住所，而且在法国也有房子，只是最近不常去。

　　记者：你去过广州吗？

　　彭定康：没有，奇怪的是，我去过中国很多其他地方，但却从没去过广州。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没有亲自去过。

　　记者：你想通过广州日报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彭定康：我希望广州市民能认识到香港的成功。

　　我也希望广州能继续快速发展。

　　对话

　　彭定康印象

　　交谈中的彭定康干脆、爽朗，他的声音平和而富有磁性，说话的间隙偶尔流露出愉悦的微笑，那种笑声简短、低沉。

　　联系彭定康，最初是通过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那是今年5月，采访信件被递到了牛津大学彭定康的校长办公室。而那时，我们仍在国内。

　　牛津的学生说，彭很少在学校露面，中国的学生见到他的机会更少。遭婉拒的结果倒是意料之中，同事开玩笑说：“要是轻易地答应了你们，那他就不是彭定康了！”

　　不知何故，彭定康缺席了6月5日在伦敦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午餐会。那是一个级别甚高的聚会。在那里，我们见到了82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一个前港督、三个前英国外相，却唯独不见彭定康。

　　或是机缘巧合，在香港同行的帮助下，我们弄到了彭定康的私人电子邮箱。采访邮件在6月5日当天直接“骚扰”到了彭定康本人。当晚，彭定康回了信，他的亲笔回信简洁得无以复加，“对不起，我已说得太多”。不过，这倒符合英国人对他的评价，“直接、率性”。或许事已至此，该当终结。

　　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是，内地和香港的大小媒体都在联系他，希望他能就香港回归10年发表一些看法。只是，更多的人与我们一样不幸。在其后给彭定康的回信中，我们极具“挑衅”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知道，你似乎很难再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任何看法，尽管这一切已成历史……我们在想，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说明，这对你而言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这封有些冒险的采访信收到了奇效。两天后，彭定康通过电子邮件回了一句话：“我可以给你20分钟。”依然十分的简洁、直接。这就是彭定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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