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教授质疑制度逼迫造假

　　非优秀不可？

　　虽然深圳大学的评估结果还没有出来，但全校上下对优秀的结果自信满满。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处长采振祥在就他主管的领域向评估专家汇报的时候就说：“我们毫不客气地自评为优秀。”而深圳大学最终获得优秀，也会是个毫不出人意料的结果。在已经评估过的高校中，获得优秀的近七成。

　　一位参加过评估工作的专家说，“优、良、合格、不合格”四级衡量体系在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似乎没得优秀就意味着不合格。这是本科评估饱受诟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种解释是评估结果和学校的招生、拨款等挂钩，并最终导致为获得好成绩所可能带来的利益而普遍造假。记者向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求证，他给出的解释是，政策上并没有规定评估结果和对学校的政策的关联，这种关联国外是存在的，未来是否会“挂钩”，还要看发展。

　　关于评估负担过重问题，教育部评估中心院校教学评估处处长刘振天对本刊记者坦言，大学对评估多少存在相互攀比和心态失衡问题，本来是教育部对学校的整体评估，但学校领导为了万无一失，会拿评估标准要求各个院系。结果要求越加越多，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不是教育部文件要求的。

　　刘振天说，评估某一高校教学工作成绩在哪一等级，除了达到评估指标体系要求外，更重要的是考察学校工作的3个符合度：学校的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社会要求和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是否相符合；学校的实际工作状态与确定的目标是否相符合；学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与学校定位和目标是否相符合。这样，就相当于把原本应在高校间横向比较的四级结果体系具体化在每一所高校自身上。

　　刘振天认为：“一个学校，不论博士点、硕士点多少，哪怕是一个很普通的院校，只要定位准确，在自身条件的基础上，达到了评估相应标准和3个符合度的要求，同样也可以获得优秀。”

　　政策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表示“潜规则”里也没有，或者学校领导心中没有。某校一名中层领导就设身处地地为校领导着想，如果同层次大学都拿了优秀，只有自己的学校没评上，那么校领导以后再到省里开会，怎么抬得起头？怎么再向上级领导争取支持？

　　有了充足的投入，学校的硬件条件会得到显而易见的改善。评估才一个星期，条件改善以后受益的日子还长。深圳地方政府财力充裕，而高等教育资源处于稀缺状态，但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个条件的高校呢，他们要靠什么方式才能得到优秀的评估成绩？

　　制度逼迫造假？

　　目前最致民怨沸腾的是评估之前准备过程中的造假问题，事实上，造假也常常发生在最终评估的现场之外。

　　教育部评估中心刘振天处长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接到的反映也不少。这里边有个怎么理解造假的问题。”他认为，高校出于规范管理的目的，有些原本没有的材料补充齐全，今后也能够应用的，不属于造假；有些规章管理制度的补充，也不能视为造假。

　　真正让高校师生深恶痛绝的是对过往试卷和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所做的手脚。有些学校某一门课根本就没有上，但为了应对检查，就出一张试卷，发动学生做一遍，甚至将新试卷放进锅里蒸一下晾干，制造出效果；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说，评估对判卷的要求是加分制，即每道题得多少分，然后统计出总分，有些老师是用扣分方式算的总分，只好重新改；毕业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的要求，在迎评期间几乎每年都要变一次，也要对毕业论文做手脚。

　　北京体育大学一名担任系主任工作的青年教师对记者说，评估要求越往后越繁杂，而且层层加码，要求每次学生活动都有记录，还要有学生在参加活动之后的收获，全都要落实到纸面上，补充起来费时费力，苦不堪言。他跟校领导说，如果评估确实每5年就搞一次，他都想辞职了，不但系主任不干了，连老师也不想当了。

　　山东理工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张录强曾在网上发了一篇抨击评估中造假现象的文章，被一家知名的门户网站和另一篇同主题的帖子组合后，作为“特别关注”推到了显眼位置，得到了2000多个跟帖。他泛泛地谈到形形色色的造假现象，很多跟帖者在其中找到了共鸣：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学校吗？

　　张录强认可评估的必要性，但他认为由造假导致的负面效果已经超过正面。他说，大学作为一个教育部门，目的是塑造人格。组织学生参与造假，这从道德教育和人才培养上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老师带着学生造假，学生出去之后就会到社会上造假。这对高教培养出来的学生道德水平负面影响太大了，比举债的负面影响还要大。

　　吉林一家普通师范类院校的一名在校学生在发给记者的邮件中说：“请你来实地考察一下评估造假的情况！悲哀啊！高校评估受害最深的其实是学生……大家都在造假，老师没有时间备课，更不能好好上课，整天在忙着做以前的资料，做不过来的时候还要找学生帮忙。这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声誉，让学生看不起老师，也给学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没出校门就学会造假。我们中国还会不会有些真的东西啊……”

　　迎评中的各种准备像是一场运动，喊得最响的口号是“人人是评估对象，事事是评估内容”，很多准备迎接评估的学校都做了醒目的倒计时牌，一天天计数着评估的到来。先是自我评估，接下来是所在省份组织的预评估，最后才是教育部的专家组。北京印刷学院的李柳青老师戏谑地说，评估的动员性比“文革”还要强呢，在“文革”里还可以选择当逍遥派，但在评估里不行，因为“人人是评估对象”。

　　另一个老师抱怨，按评估要求，每门课的教案都要打印出来，而且每年都要不一样。他说，现在都用电脑备课，存储和改动都方便，非要打印出来，一年一大本，浪费多少纸张啊。

　　对此，刘振天说，造假现象不但高校师生反感，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也是坚决反对的。评估中心多次下发文件严肃评估纪律、提高评估实效，反对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谁弄虚作假，搞形式主义，一经发现，即一票否决，作为评估不合格处理。最近，评估中心又专门发文件要求不搞迎评预演，不搞开幕式和晚会，不宴请、不超规格和标准接待专家。从今年上半年评估看，各高校做得都不错。

　　记者在采访中并未了解到有高校在评比中因造假而被“一票否决”。

　　评估何为

　　如果追溯本科评估的源头，可以从1985年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算起。刘振天对记者说，这个文件第一次提出，政府有权对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进行监督检查，也指出高校有义务接受政府的监控。

　　本科评估的发展经历了若干阶段。《决定》发布近10年后，教育部的评估工作才正式开始。1994年，教育部出台了一套合格评估方案，主要针对一批1980年代兴建的本科院校进行评估，一共评了170多所院校。1993年，国家提出“211工程”之后，要求进入“211工程”需要在人才培养和教学质量上达到优秀，于是从1996年开始，对申报高校进行优秀评估，但总共只评了30多所。1999年开始，教育部把处于中间段的院校也纳入评估范畴，称为随机评估。这样一来，3种评估，3个方案，就把所有的高校都概括进去了。

　　到了2002年，教育部吸收了以往3种方案，并将3种方案合并为1种，即高等教育本科工作水平评估。该评估方案包括7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43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分四个等级，即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随着评估工作的开展，教育部又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分别对医药类院校、体育艺术类院校和设有研究生院的院校做了补充说明。刘振天说，大方案已经相对成熟，95%都没有动。教育部部长周济曾提议将就业率增补为一级指标，为了维持方案的稳定性，评估中心说服了领导，没有对方案进行大的改动。

　　针对本科评估最严苛的批评是，评估完全没有必要，只是“烧钱”，应该取消。对这种意见，不但教育部主管官员不同意，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也表示反对。

　　周洪宇认为，1998年以前，高等教育主要向高端发展，1998以后随着扩招向低端发展，两端都需要通过评估来评定教育质量，推进良性发展。高教绝对不能放任自流，相当一部分人持市场自然淘汰论，让学校自生自灭，这是错误的，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他认可教育部的初衷是对的，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周洪宇说，吉利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在跟他聊天时提到，虽然恨造假，但评估对他们这样的学校是有必要的，因为过去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大学，连学生档案都没有。

　　教育部评估中心主任刘凤泰说，要从两个方面看关于评估的负面评论，首先是任何新生事物都有完善的过程，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另外，有些评论是因为不了解，把一些牢骚当作实际情况了。

　　在《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关于评估的批评报道后，教育部评估中心邀请了该报的副总编张坤作为专家组成员到安庆师范学院进行评估，刘凤泰转述张坤的话说，他感到评估非常必要，从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也从来没这么累过。

　　张坤本人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通过这次经历，他认为评估对基础性大学很有必要，比如对安庆师范学院这样的学校，评估直接和间接地起到了正面作用。但他不愿意把《中国青年报》的批评报道和聘请他做评估专家联系起来，而是强调他本人拥有正高职称和博士学位，符合评估专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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