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的诞生

　　下雨的午后，白茫茫的雾从清水湾上升起，衬得远处黛青色的岛屿犹如神话里的仙山。学术廊里，吴家玮指点窗外的“无敌海景”，带一种笑看风云淡的口吻说:“全世界的大学我见得多了，哪一个有我们这么美丽的校园？”

　　主笔◎鲁伊

　　吴家玮

　　此时，距离他决定放弃在美国30年的学术生涯、接过担任“香港第三所大学”创校校长聘书的那一刻，已经过去了近20年。16年里，就在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准备用来修建军营的一块山高坡陡、地无三尺平的荒地上，生长起一座现代化的大学——又一个香港奇迹。

　　这所马上就要迎来16岁生日的大学所拥有的并不仅是得天独厚的风景。2006年，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公布的大学排行榜上，它的总排名居第58，工学院名列第17，社会学院名列第52。而在《金融时报》推出的全球EMBA项目排行榜上，它与凯洛格商学院合作的行政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更高踞榜眼。崔大伟(David Zweig)，在加拿大出生、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拿到学位、在波士顿的塔夫茨大学教过书的社会学家，谈起为何最终选择在这所大学落地生根，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成立的时间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粤语里的“科技”与英语中“雾蒙蒙的”一词发音几乎没有分别，于是这个学校的人，喜欢带点促狭地叫自己“Foggy大学”。正如校名英文缩写HKUS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也会被恶搞成“香港压力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tress and Tension”，看似抱怨的调侃，骨子里自有一种骄傲。的确，这是一所拥有一段不仅在香港，甚至在整个大中华地区都绝无仅有、足资为傲的创校历史的大学。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英谈判，香港回归已成定局，而大陆的改革开放，使香港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以往的两所大学和两所英式理工学院，已经不能满足香港对人才的需要。在港督尤德和政坛人物钟士元倡议下，一所新的以科技为主的研究型大学，被提上日程。

　　“香港的高等教育，其实并没有规划，完全应需而生。”吴家玮说，“在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一个殖民地。殖民地需要什么人才？首先得英文说得好，然后，商业社会里，需要有人懂经济、法律，还得有医生。”1911年创办的香港大学，以英语教学，主要目的为香港培养公务员，以及商埠所需的专业人士。这所大学的毕业生，并不要求有很强的专业知识，但聪明、能干、英文好、适应力强，如今香港的大部分政界高层和商业成功人士，均出于此。50年代末，大批不会讲英文的移民涌入香港，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受教育需要，在三所学院的基础上，成立了用中文授课的本港第二所大学，即香港中文大学。60年代，香港制造业开始腾飞，对大批专业技术工人的需求，催生了香港理工学院和香港城市大学。但所有这些学校都是以教学为主的英式学校，等进入到80年代，美国依赖现代科学技术为动力营造的经济奇迹，才令一批有远见的香港人想到，一所研究型大学，或许可以帮助香港实现转型。

　　1986年春天的一天，打开信箱，吴家玮收到了时任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长的麦法诚(Ian Macpherson)的一封信。信里说，香港要开办一所高科技大学，希望可以前来参观讨教。

　　这时候，吴家玮正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任上。

　　吴家玮1937年生于上海，长在香港，17岁就被父母送到美国读大学。几经曲折，最后选择了理论物理专业，1973年，在西北大学获得物理学教授职位，10年后被聘为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华裔大学校长。

　　麦法诚的来访，在吴家玮看来，十分蹊跷。他做理论物理，属基础研究，与一般人眼中的高科技扯不上关系，而他担任校长的旧金山州立大学，是一座以教学为主的公立大学，与高科技研究型大学也不搭边。直到见面两天后，麦法诚才掏出一封公函，是当时港督尤德写的聘请吴家玮担任香港第三所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聘书。回想往事，吴家玮终于弄明白了其中奥妙:“当时的筹备委员会，其他委员都是英联邦大学的校长。香港95%以上是华人，似乎应该有个华裔校长在委员会中作为代表。”当时，放眼天下，主要大学的华裔校长，吴家玮是独一个。

　　开始时只是当提供顾问意见的委员，随着陷入日深，1987年，吴家玮被列入了校长候选人。9月，刚从旧金山飞抵香港，还穿着一身运动衫牛仔裤的他，匆匆忙忙接受了评选委员会的面试。第二天，结果就已经透露。50岁的他，出任刚刚选定了名字的香港科技大学的创校校长。这时，他还没有来得及与妻儿商量，更来不及与加州州立大学的校方打招呼。

　　在20年前，从已经功成名就衣食无忧的美国“连根拔起”，回到存在诸多未知因素的香港，平地上创办一所连影子都没有的大学，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让吴家玮下定决心的，是与妻子的对话:

　　“老实告诉我，科大能够找到比你更合适的校长吗？”

　　“目前不能。可是我要十分辛苦拼搏，还未知做不做得好。”

　　“你大半辈子做的都是与华人和中国有关的事。这次最有意义的机会和挑战放在面前，假如不去，20年后会不会后悔？”

　　“我想会。”

　　“那就走吧。”

　　离美返港，吴家玮做了两件破釜沉舟的事。按照加州大学规矩，做满5年校长，卸任后一辈子可以保留“大学讲座教授”的职位，享受加州大学最高教授待遇。加州州大系统总校长劝他保留这一职位，将来随时可以回头。吴家玮的回答是：“要把第一流的学者专家请到不以教育科研见长的香港，创立一所新的大学，我怎么能给自己留后路呢？”

　　第二件，则是销毁了自己历年来积累了几大箱的研究笔记和论文原稿。他告诉自己，从这一刻起，主要任务将不再是自己的科研，带学生，发表论文。“大学校长是一个每周7天24小时的工作，找人谈话，主持会议，读报告，写报告，接受媒体访问，接待宾客，招揽人才，参加各种会议典礼，筹资募款。他的职责，是创办或经营一所好的大学，为其他的研究者创造好的环境和条件，而自己的科研工作，只能放弃。”

　　20年后，回首过往，他庆幸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了正确的事。

　　谢定裕与余珍珠

　　香港科技大学档案馆里，保存着一份吴家玮亲手编制的各院系人员表，时间是1991年8月1日，科技大学落成典礼前的两个月。表格里用英文字母N、O、A和H分别代表每个人的状况:洽谈过(Negotiated)，已发出邀请(Offered)，已接受邀请(Accepted)，已到职(Here)。数学系的名录上，第一个便是谢定裕，他的状态，是N，O，A，H。

　　留一把大胡子的谢定裕是台湾人，研究应用数学，但也热心于民主政治，是70年代海外留学生保卫钓鱼岛运动的主力之一，也是最早访问大陆的留学生。来科大前，他在素有美国最自由的大学之称的布朗大学当教授，1988年秋天，跑到西岸的旧金山开会，遇到了正在那里招募学者的吴家玮和创校副校长钱致榕。

　　那时候，香港科技大学的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吴家玮和钱致榕把招募学者的学术标准定得非常高。当时在海外华人中，流传着一个说法:学术界有所成就的华人，都被吴家玮和钱致榕找上门过。如果没被找到，那就要反躬自问，在学术上是否有所欠缺。但在这些小有成就的学者中，很多人不愿舍弃在美国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很多人对香港的未来缺乏信心，更多人对贸然跑到一所新创立的大学热情欠奉。素以说话不讲情面著称的丘成桐甚至放出风来，“只有在美国混不下去的人才会回香港”。

　　最早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创校队伍的，是一群50年代从台湾出国留学的学者，谢定裕便是其中之一。“在出国留学上，台湾先于香港一步、大陆两步。同时，因为通常大学生毕业后服过兵役才申请出国留学，在美国读到博士、博士后，留在大学中从事教学研究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人里，许多人根在大陆，有很强的‘中国心’，一旦有机会，最先跑回大陆的是他们，念念不忘要为中国人做一点事的，也是他们。”在返回大陆时机尚不成熟时，已经确定将于1997年回归祖国的香港，成为一座很好的桥梁。带着要为中国的科技腾飞尽一份力的心情，谢定裕很早就与科大签下聘书，出任数学系主任和代理理学院院长。钱致榕、孔宪铎、张立纲、陈介中，这些在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时期厥功甚伟的校长和院长们，都来自台湾，在当时香港的报纸上，甚至被称为“台湾帮”。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协理副校长的余珍珠，属于另外一个群体。生长于香港，自幼受港式教育，余珍珠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知识，只到鸦片战争。1970年到美国留学，在伯克利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才对近现代史有所了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看斯诺的书，读毛选，学习《人民日报》。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听说中国在联合国需要翻译，就抱着为国家服务的念头，跑到纽约当起了同声传译，从1974年到1979年，一干就是5年，年年向组织打报告，申请回国服务。

　　“文革”结束，让余珍珠的“左派梦”幻灭。她开始回归学术世界，写论文，评教授，在美国的大学等级塔上一层一层上升。1989年，偶然间被朋友拉去普林斯顿大学听了吴家玮的科大招募演讲，听到吴家玮在讲台上侃侃而谈自己的创校理想，不仅要创办一所大学，而且要创办一所好的、麻省理工学院式的研究型大学，为国家服务，余珍珠的心动了。“那段时间，身边的朋友，电话突然变得特别勤。说不了两句，话题就转到，怎么样，想不想回去？”

　　已经忘了是怎样与吴家玮搭上了线，她只记得，两个月内，吴家玮每隔一个晚上，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邀请她回香港参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创办工作。“那时候招募那么多教授，吴校长这么做的，肯定不止针对我一个人，这种精神和他谈起大学时开放的怀抱，的确让我非常感动。”

　　虽然感动，但余珍珠并没有马上回香港。先生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也抛舍不下年纪尚小的孩子。1994年，她在美国的大学拿到终身教职，生活很舒服，有大房子、花园、草坪，但却突然惊觉，长远看，将只是重复自己——该是对自己的人生做个改变的时候了。

　　1995年，余珍珠请了一年学术假，到香港科技大学，在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当教授。假满后，又续了一年。到了第三年，索性从美国的学校辞职。

　　“很愚蠢。”她自嘲地笑言，“在很多人看来，从一个美国还算不错的大学跑到一个无名的香港大学。好在薪水不错，还可以跟家人、朋友交代。”

　　在香港科技大学招兵买马阶段，由于香港的大学教职人员收入与公务员挂钩，各院系中同一级别的学者工资相同，对于在美国就业市场冷清、薪水普遍偏低的人文学者来说，相当有吸引力。此外，香港科技大学的教授退休年龄为65岁，而在新加坡，退休年龄为55岁，港大和中文大学，也是60岁退休。一些年龄较大的人文学者因之跳槽到了科大，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庄锦章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看似与科技不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却是科大初创期间最先实现兵强马壮的一个学术分支。

　　不过，余珍珠表示，薪水绝不是让她回港的最重要原因。“如果香港不回归，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选择来到香港科技大学。”

　　我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香港科技大学初创期间，香港报章流传一种说法，因为美国国防研究经费削减，招聘市场衰退，许多来科大的教授和讲师，工资是美国的一倍。对这种说法，吴家玮说，现在的工学院院长陈正豪，就是最好的一个反驳实例。

　　1989年，加州硅谷，在英特尔公司已经工作了10年、担任开发小组负责人的陈正豪，收到朋友高秉强的一份邀请，请他下个星期，到一个地方参加一场宴会。那是吴家玮位于加州的家。根据吴家玮的回忆，当时，他已经准备搬家回香港，加州的房子，空空荡荡，来的人，只能坐在地板上。

　　“那时候，在吴校长家里，基本上湾区我认识的华人教授都来了。其中一半以上，后来回到了香港科技大学。”陈正豪说。钱致榕在餐厅里向他发出邀请，听到数目，陈正豪坦率地说，“我在英特尔的薪水比这个高一倍”。

　　“钱致榕不太相信，我就把工资条给他看。他问我，英特尔的薪水为什么这么高？我告诉他，在工业界和在大学，是不一样的。”

　　尽管涉及最实际的薪水问题，在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陈正豪还是卖掉了在加州的车子和房子，接受了香港科技大学的聘书。“我太太说，你在美国住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去啊？我说，将来可以告诉我的儿子孙子，我做过这么一件事情。”

　　这种做一件生命中值得回忆的事、因而不计个人利益、务求尽善尽美的情结，存在于许多创校教授的心中。黄玉山，现任科大行政及总务副校长，回忆当年学校还未建成、仍在海港城办公时的情景。“为了让学校一开学，图书馆就可以使用，当时的职员先开列书单，从世界各地把书买来，然后编好目，再保存到地下室里面去。当时，使用无卡式索引、全部计算机化的图书馆，在香港，还是第一家。”为了节约购置研究设备的开支，主持香港研究界第一条微电子生产线的罗台秦，更想出了从硅谷倒闭的中小公司中购进二手设备，重新组装的点子，造价上节约了20倍。

　　与创校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资深大教授们不同，黄劲松进入香港科技大学时，还是一个资历很浅的年轻教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他是中国大陆第一批保送数学系学生赴美留学的陈省身项目的15名成员之一。在美国，他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拿到博士学位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了一年研究，随后在犹他大学数学系谋得教职。1992年秋天，同属陈省身项目的朋友给他写信，告诉他香港科技大学正在招募人才的消息，黄劲松于是给当时的系主任谢定裕写了封信，询问情况。没过多久，他便来到了清水湾边的香港科技大学。有趣的是，在当年的15个陈省身项目人员中，最后有3人到了香港科技大学，1人去了港大，另外1人去了浸会大学。

　　当时，黄劲松是香港科大极少数的中国大陆学者之一。对他来说，薪水的增加和机会增多是选择科大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好的研究气氛。

　　“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身边的数学教授，每天谈的除了数学，就是数学，互相砥砺的气氛很浓厚。到了犹他大学，因为这是一个中西部的州立大学，虽然数学系也很好，但我发现，身边人，谈话的主题开始丰富起来，篮球、旅游、打猎，数学上的进展，跟得并不很紧。”到了香港科技大学之后，黄劲松顿时觉得身处一群年轻的充满冲劲的学者中，仿佛又找到一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感觉。

　　吴家玮非常得意于科大创校初研究人员的专注与勤奋。“半夜里，出来一看，教学大楼里的实验室还是灯火通明的。有人向我抱怨，‘校长，可不可以不要晚上一两点钟给我们发邮件’。我接受批评，可一看，往往邮件发过去几分钟，回复就来了——可见他们也都不睡觉。”这种风气在科大一直得到了保留。即使已经放假，食堂里，偷听邻桌的谈话，十有八九，是在争论一道数学或物理问题，而图书馆里，依然人流如织。

　　谢定裕指出，在科大创建初期，从美国的大学中挖来了很多潜力尚未被完全认识的年轻研究人员。这些人与科大一同成长，逐渐成为今日科大的学术骨干。如今的黄劲松，在表示论与李群领域的研究受到国际数学界的关注，他的新书《Dirac Operators in Representation Theory》，被认为是科大近年来相当有分量的原创性学术成果。

　　20年前，当吴家玮和钱致榕6天跑遍北美9所大学、马不停蹄替科大招募教员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创办一所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在谢定裕的回忆中，吴家玮与他的一席谈话，曾让他热血澎湃，决定舍弃自己学术生涯中的最后一段，回到香港。后来，在他以笔名“丁一”写的小说《海之角》中，隐约透露了这席对话的片段:

　　“我的目标是10年以后能达到里海的标准，30年后达到卡内基梅隆的水平，60年后成为另一个麻省理工学院。能做到这一步，就很不错了。十几年后，我已不在这里了，人们看看这个学校，或许会说，×××办的这个大学还像个样子，只是当年他的眼界低了一点。”

　　如今，吴家玮已退休，但他并没有离开香港科技大学。他还住在学校附近，时常在校园里走走，看看他当年努力保留下来的瀑布，建议开的咖啡馆，花了一番心思、从拗口的“香港新界西贡大埔仔”改成的“香港九龙清水湾”的门牌号。他会在要求下试着给自己做一个评价，结果很难:“如果从零分开始，按照做对的事情一分一分往上加，可能会超过100分，但如果从100分开始，按照做错的事情或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往下减，可能会负很多。”-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32 把大学销往内地

　　33 回归10年，香港的内地联系

　　36 把大学销往内地

　　42 一个大学的诞生

　　46 好大学的标准

　　48 朱经武:我是全职科学家，也是全职校长

　　50 专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教授

　　54 内地背景的香港教授们

　　60 “博雅教育”之外的现实主义

　　访岭南大学副校长李经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