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建议香港打造学术中心

　　香港非搞科技不可，建议打造学术中心

　　新京报：我们知道，香港是知名的金融中心。回归后，有学者提出还要将香港打造成科技和学术中心，你觉得香港具备条件吗？

　　丘成桐：香港有8所大学，有很好的基础，也培养了不少人才。香港要做的话一定可以做成功。但现在香港还没有到成功的地步，就是因为政府都还没有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现在8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基本上没有出路，拿了博士以后在香港很难留下来，有到台湾、有到内地，也有到美国、欧洲去的。我认为失策的地方就是没有留住人才。

　　新京报：为什么呢？

　　丘成桐：拿台湾来说，他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很多到工业园区工作，一方面大学人才有了去处，另一方面吸纳了很好的人才，公司都发展得很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好比斯坦福、伯克利以及波士顿的几个重要大学，为美国的一些工业园区培养了很多研究人才，使它们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工业园。香港没有工业园区，所以毕业的学生，除了做官就是去教中学，好一些的毕业生出国。实际上香港的大学都是替他人作嫁衣。

　　新京报：所以振兴科技还是可以作为增强香港

　　丘成桐：对，我很早就这样讲过，我有些做生意的朋友都说我胡说八道。我10年前就讲香港非搞科技不可。因为，科技不需要其他太多的资源，只要人才资源就可以，人才资源香港绝对是够了，我觉得香港应该走这条路。

　　抨击学术腐败，我不怕得罪人

　　新京报：你曾经抨击过内地学术腐败问题，这些情况在香港突出吗？

　　丘成桐：这方面香港要好得多，假如你学术不端，就算学校不告你，廉政司也要抓你去坐牢。香港的法律很重要，不讲究人情。因此香港大部分人都不敢做出格的事情。而且后果也很严重，要坐牢的。可是，在内地不是这样，有些造假明明很严重，可是到最后一点事也没有。

　　新京报：你对内地教育和学术问题的抨击，或许会得罪有关部门和个人，这有没有产生一些不愉快的结果？

　　丘成桐：我愿意做这种批评，也预料到了这种结果。但我不在乎，因为我成名是在国外，而且是学术上的。我不怕得罪人。也有些人因此要想办法说我坏话。举例来讲，我在中科院办了个晨兴数学中心，陈启宗捐了一笔钱，找了一些房子。有人说是我私自拿了这些房子，骗走了钱。可是这些东西都是有据可查的，房产是科学院的，

　　新京报：还会继续对学术界的不良现象进行抨击吗？

　　丘成桐：我的批评，不是因为只有一两个案例，现在内地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不好的事情。没有人敢说真话对学术发展是一个打击。我来内地并不拿任何好处，不管是金钱方面还是荣誉方面。

　　香港人比较活跃，敢闯无畏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你对中国

　　丘成桐：是，现在这个年代，内地的学生对传统文化接触不够，语文成绩会比较差，文学的根基不够。世界上一些有名综合大学如哈佛和斯坦福，他们都很重视通才教育，培养出的人才一般来讲素质都会高很多，做学术、做教育、为人处事都会有不同的层次。中国的名校对通才教育的培养差远了。

　　新京报：有人认为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方面，香港要比内地做得更好，你怎么看？

　　丘成桐：解放战争期间，内地有很多知名学者来到香港，他们在香港传承发扬传统文化。而内地在后来的一些运动中，传统文化出现了断裂。

　　新京报：港英政府在统治香港期间，有没有采取一些“去中国化”的措施？

　　丘成桐：有一些，但不是很明显。比如，香港的中文大学，是保存中国文化的地方，港英政府允许它存在，但尽量不给它资助。后来，港英政府基本上将所有的中学变成英文中学。再譬如说，对于1840年的中英战争，香港中文大学历史课讲的是鸦片战争，而香港大学教的是贸易战争。

　　新京报：回归以后，港人的归属感是否比以前更强？

　　丘成桐：港英政府统治时，有些家庭希望子女完全不讲国语，而讲英语，这样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能有更好的发展。当然也有人反感港英政府。回归以后，双方增强了了解。仪式上的回归是一朝一夕上可以改变的，文化和人心的回归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新京报：你对香港精神怎么理解？

　　丘成桐：香港人比较活跃，还有一个特质就是无畏，无畏的精神引领香港跟祖国融合在一起，并走向世界。内地很多年轻人也有奋斗，但他们有心理负担，他们有畏惧的时候。但是香港很多年轻人不怕，敢闯。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鲍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