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会宁高考状元乡:恢复高考30年2000人上大学

　　本报记者 狄多华

　　作为选拔性考试，高考具有初次社会分层的功能，也是青年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最重要、最公平的通道。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考取大学就意味着成为国家干部，拥有城市户口。只要还有体脑分工，高考的分层作用就不会消失。

　　甘肃省会宁县新庄塬新庄中学老师邢建文，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从这个穷地方考出去的学生。当年赶考，他借了叔叔的自行车，骑了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赶到位于川区的考点。他考上了师范专业，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当了老师。本来认定这辈子只有务农一条路走的他，命运由此改变。

　　刚刚大学毕业也回到新庄塬教书的赵映文老师，年龄比邢老师小了近30岁，他一样感受了高考带给自己和会宁的影响：“我家出了4个教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恢复高考的好处。没有高考，会宁不可能走出那么多人，如果不走出那么多人，会宁就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4年干旱、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的穷地方，几乎家家有娃考出去

　　4月25日中午，记者来到新庄塬十里八村69岁老人李生富家时，大他一岁的老伴儿正将新买的电磁炉调试好，为他下面条。电磁炉是前几天刚从镇上买回来的，钱是三儿子从宁波寄回来指定“专款专用”的。

　　曾有记者这样写他眼中的会宁：随便登上一座山梁，放眼望去，绵延无尽的重重大山干枯而苍白，很多时候，你找不到村庄的影子，甚至连草，一颗瘦弱的草也找不到。“新庄塬与此相差无几，50年前种下的杏树，长到现在，不过两米高。”

　　虽然在连续干旱的4年里，这里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甚至未能超过1200元，但记者在走访中，还是看到了很多小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家庭。而这些家庭，几乎都有娃娃在恢复高考后的30年中，高中上榜并走出山村。

　　5岁丧母、十二三岁开始给人家放牲口“挣口饭吃”的李生富，16岁在众人的帮衬下成了家。虽说“小时候给红军挖过洋芋”，可没念过一天书。

　　“可李生富的后人争气！”在十里八村，李生富老两口如今是让人眼热的一对。恢复高考后，他的儿女中出了3个大学生，有在宁波工作的，有在兰州工作的，如今，孙子辈中又有两人考上了大学。

　　这个战绩在李生富看来，可不是最好的：“这个数，不要说在整个会宁，就是在东坡社也算不得多，首先和生栋家就没法比。”

　　李生富所说的生栋是其叔李思聪的儿子李生栋，1981年考入兰州大学，现在青海省发改委任中层领导。李生栋的两个弟弟，一个毕业于成都科技大学，一个毕业于吉林电力学校。这家两代考出10个大中专学生。

　　记者来到位于新庄塬东坡社的李思聪家，75岁的老人马上拿出陕西名烟“好猫”热情招呼客人。从院前的窑洞到前院的土坯房再到后院的大瓦房，李思聪家存留下来的4个不同时期的房屋，俨然一个家庭变迁的博物展。

　　原本吃了上顿没下顿，靠小脚母亲讨饭度日的家庭，自从“三个娃毕业后，日子就松活（当地方言，意为宽松）了许多。”

　　同村的李国义老人粗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早期的十三四户人家七八十口人，到现在40多户两百二三十口人，恢复高考的近30年里，东坡村考出去的大中专学生至少有33个，几乎家家都有考出去的孩子。

　　我们这儿走出了2000多名毕业生，一人往家寄500元，就是100万元

　　身为一方父母官，新庄塬乡党委书记牛炳贵这些日子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近3个月时间，新庄塬没有一次超过5毫米的有效降水。老百姓刨开厚厚的干土层下种，秋后可能连籽种都收不回。这在连续4年的干旱后，继续挑战新庄塬的极限。

　　“这如果搁到30年前，非得发生饥荒、死人不可。可现在，老百姓的情绪非常平稳。”牛炳贵解释其中的缘由，其一是乡上万亩退耕还林还草面积，政府有补贴；其二是老百姓劳务输出的收入占到年均收入的百分之六七十。“再说，我们这儿走出了2000多名毕业生，一人往家寄500元，就是100万元。”

　　海拔2000多米、地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中的新庄塬，常年缺水。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必须接受的现实是，有水才能有口饭吃。因此在他们眼中，新庄塬这30年的一点点的进步，正是因为很多家庭都有人考上了大学，他们在外功成名就后，回来反哺家乡。

　　牛炳贵熟知的事实是：新庄塬3326户人家，恢复高考30年，考出大中专学生2000人。新庄塬因此有了“

　　如果把这一背景投放到整个会宁县，所呈现的则是：恢复高考30年，58万人的国家级贫困县，累计输送大中专学生4．5万人，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500多人，硕士学位的近3000人，学士学位近2万人。

　　清华大学的曹树良教授、北京大学的柴彦威教授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会宁，这个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的地方，以无可争辩的事实缔造了状元县的“高考神话”。

　　因为穷，因为高考，会宁声名远扬。2004年全国“两会”，参加甘肃代表团讨论，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你们会宁是状元县，我的秘书也是会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