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北上的核心价值:成为中国政经共同体一部分

　　对今天30岁到50岁的两代中国人来说，香港，曾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存在。

　　国门打开前，作为英国在东方的最后的殖民地，这个弹丸之地简直是华人世界的奇迹：短短数十年间，它就由一个曾远逊于远东第一都市——上海的边陲渔港，一跃而成为世界级航运中心、自由贸易港、亚洲金融中心、东南亚交通枢纽、南下大陆遗民的文化飞地、东方好莱坞，南中国最璀璨的“东方明珠”。

　　香港的崛起，固然有赖于港人的勤劳、坚忍与创造力，也有因缘际会的另一面：大陆的封闭政策，使得香港成为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大陆和台湾的隔绝对峙，使香港自然变为两岸角力的中转站；东南亚各国的政局不稳和混乱，使得大量资金转移来港；还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零关税、优良的法律制度，各种因素风云激荡的结果，造就了奇迹的出现。

　　而在一水相隔的深圳河对岸，中国大陆仍然在沉睡中。巨大的落差，自然吸引了无数的广东青年，“逃港者”，成了一代广东人心领神会的特定词汇。

　　变化从1980年代开始。以广东为龙头的珠三角经济带的兴起，明显得益于香港的影响。这是一个渐进的、步步开花的过程：最先是袁庚先生主导下的蛇口开发区；然后是曾经的小渔村深圳；再是东莞、广州；进而是珠江口两岸，城市带和产业群集束炸弹一般崛起。

　　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的边远落后之地，开始超越老大哥上海，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省份，直到今天，缺少资源、面积不到20万平方公里的广东的经济总量约占全国总量的1/8。

　　这个过程，同样是香港北上的过程。

　　首先是港资北上，抢占市场，第一站珠三角，然后北京上海，继而是其他主要城市，其中最有港式风格的，是囤积地皮开发房地产。这方面以罗康锐开发上海新天地为代表。在商人和资本的带领下，香港式观念、管理制度和偶像崇拜也深入大陆，迄今为止，华人第一富——李嘉诚仍然是大陆企业家们醉心追赶的第一典范。

　　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之外，除了港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创意产业，从2000年前后开始，金融业、律师业、会计师业、审计师业也纷纷大举北上。

　　资本和观念的流动是暗流，显而易见的是大众文化的流行：喇叭裤、双卡录音机、《上海滩》、霍元甲与“浪奔浪流”、“黄蓉”翁美玲之死、《英雄本色》的小马哥、二奶——这构成了两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唱粤语歌成为时尚，“搞定”、“分分钟”等新词汇出现在北方人口语中，香港明星开始具有呼风唤雨的魔力，二线演员汤镇宗因出演《外来妹》而咸鱼翻生。如果说早期的艺人北上，多少还带有某种自傲和居高临下心理，2000年以后，更多港星意识到，北上，将是无可逃避的大势所趋。导演徐克夫妇长期定居北京；关锦鹏、文隽、叶锦添等参加内地影片和电视剧制作；周润发、梁朝伟、张曼玉等超级明星出演张艺谋的电影;扮演“周璇”的张柏芝据说拿到了电视剧女主演的最高片酬——一集25万元……

　　香港文化横行无忌，对大陆封闭的文化秩序造成巨大冲击。以至早在1990年代后期，有着敏锐眼光和批评家犀利锋芒的京派作家王朔，挥笔写下了洋洋数万言的《我看香港流行文化》，这是内地文化人对南方文化北上最早的警惕，充满精英心态的他甚至不无酸溜溜地把成龙的电影、金庸的武侠小说等比成“四大俗”。

　　以1997年为标志，香港北上，和台湾西进一样，将注定是一个宿命般的历史名词。从中国大陆政府坚定推行市场化改革时起，这个趋势就已经决定了：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安全的投资环境、丰厚的利润回报，对全世界而言，中国，都是一个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器。当中国像一个巨型磁场，吸引了全世界所有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作家、记者、流浪汉、冒险家、以及普通旅游者的目光时，香港融入中国大陆，已成了一个铁律(更真切地讲，这也是香港的幸运：地利之便，同文同种，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都为香港的竞争力大大加分)。

　　1997年，对大陆而言，也许并不像1976、1992年等年份一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相反对于香港，回归以来的十年，恐怕是几代香港人刻骨铭心的十年。金融风暴、萨斯肆虐、香港经济徘徊不前甚至后退、失业率上升、核心竞争力逐渐丧失、区位优势下降，直到近几年来，香港经济才开始复苏。当然，离黄金年代还有距离。

　　学者陈冠中在他的新书《我这一代香港人》中，对香港人失落、自我怀疑、以至痛苦不安的心态有着明澈的描述——这个十年对香港人最大的心理打击是：突然之间，我们不再是无所不能了。

　　经济问题必然牵涉到文化问题。一个曾经棘手的文化现象是：“爱国”和“爱港”，“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几乎每个普通香港市民，都遇到了这一身份认同的困惑(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两者结合一体)。伴随着香港经济地位的相对后移，香港人对如何看待大陆、如何看待自己的国民身份，一定会经历兴奋、迷茫、游移甚至是彷徨的复杂情感。

　　无论怎么看待“五十年不变”，一个必然的趋势是：香港正在逐渐融入中国大陆。从一个过去全方位领先大陆，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管理、公民社会等各个领域有值得学习之处的英殖民地、自由的花花世界、中国大陆最南方的华人大都会，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与大陆的经济、文化、政治紧密度越来越强、越来越要“随着大陆起舞”的一个特区。

　　换句话说，一个北京，一个香港。一个是过去冰冷的政治之都，代表严肃、计划经济、战战兢兢，一个是充满魅力的商业大都市，感性、活力、自由、享乐、开放。过去，两者遥遥相隔，互相观察，互相打量，井水不犯河水。现在，北京南下了，而香港北上了。这个趋势恐怕是必然的，在未来的若干年之内，香港，正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中国政经大共同体中的一部分。

　　几年前，香港知识界曾有过“核心价值观”的讨论，这次香港众多社会活动家、重要文化人的集体发声，除了延续1980年代中英谈判以来有关香港前途与命运的一贯讨论之外，还有着浓厚的特定时代的氛围：萨斯，经济持续低迷，民众自信心的迷茫与丧失。

　　几年过去了，这个命题的核心疑问仍然存在：在香港必须北上，中国内地已成为香港经济强大后盾的背景下，香港何以自处？香港经济的“重现繁荣”能否变成“持续繁荣”？香港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这不是文人伤春悲秋式的无病呻吟。在这几年中，香港公民社会的悄然发育、新闻自由的进与退、普选时间表的争执与胶着、选举制度的持续推进、多元文化的维护与尊重，都成为这一时期经济与民生话题外重要的公共议题。有人谨慎发问：经济利益的获取，是否必须要以本土价值观的过渡性妥协为代价？

　　换言之，香港之于大陆，是否应该消泯个性，丧失其已经形成的鲜明的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特色，化为大中华区“泯然众矣”的一分子？

　　25年前，当中英香港归属问题谈判急弦繁管地进行时，名报人查良镛撰文提出他对香港前途的思考：自由+法制=繁荣+稳定。在他略带古典风格的政治观点里，还没有“民主”这一选项。

　　如果暂时搁置经济问题的兴衰起落，放眼更宏大的历史坐标，也许我们可以这样发问：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曾互为犄角、政治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的两岸三地，将怎样导引大中华共同体迈向更持续的繁荣、发展与和平？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也见证了由威权政体转向民主化的台湾的民主乱象。由于政党对立，不良政客操弄政治议题造成民心分裂，社会对抗，台湾陷入空转。也许，司法独立，以及深入人心的法制文化，才是平复台湾乱局、抚慰人心、维护社会稳定的清凉剂。

　　是否可以这样描述未来大中华共同体的美好远景：自由+法制+民主=繁荣+和平+稳定。

　　作家钱钢写道：香港对内地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有条件尝试为华人社会创造长治久安的制度：如何经由制度，让政府和市场找到各自的角色？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不容忽视的贫富悬殊问题，造福普罗大众？如何在关注民生的同时，避免福利主义民粹主义兴起、经济活力丧失？如何真正尊重思想，尊重人文知识分子的声音，不让追金逐银的“中环价值”吞噬素朴的

　　我们想，这是已经回归祖国怀抱的香港、以及未来的台湾可能做出的贡献。

　　船小好调头，在华人社会追寻长久和平发展的道路上，一切制度和文化的探索，无论得与失、悲与喜、教训和经验，对于尚在寻求社会转型的中国来说，都将有着意味深长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