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刘淑仪：香港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科举精神

　　香港文官制度源自中国科举精神

　　新京报：你在香港有28年的公务员经验，你怎么看香港的文官制度？

　　叶刘淑仪：有留美权威华裔学者研究认为，英国人在港实施的公务员制度来自于中国科举。共同点是以能力取士。当公务员要经过公开的、竞争激烈的考试。香港公务员与内地相比，我们可能更注重管理，特别是效率。

　　新京报：那香港是如何来保证做到呢？

　　叶刘淑仪：素来我们都是奉行高薪养廉的。你当政务官，虽然不可能大富大贵，但薪酬也会在物质上给你很不错的生活，但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有不同的挑战，会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工作，这是我们的信念。一些雇主也指出过，高层薪酬不是特别好，但中下层是很不错，而且很稳定，可以吸引人才。

　　新京报：现在你从公务员中退出来，怎么看香港公务员制度的不足？

　　叶刘淑仪：第一是没什么政治训练，现在要走到台前解释政策，打造一些形象，这种公关的政治技巧，根本没有训练过。第二就是我们都是英国人“通才”的概念，但现代社会越来越来专业化，很多领域都是需要很专业的知识的，我们的政务官都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的。

　　新京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叶刘淑仪：以前的政务官都是来自香港大学，而且都是念文科的，历史、文学。这是英国人的传统，官员要有一个好的人文背景。另外我们的学校实行英国人的制度，很早便分了文理，选课比不上美国那么广泛，所以说我们的政务官学识是不够全面的。

　　新京报：有学者指出，当年的“八万五”政策，政府起楼，加大供应房屋，抑制

　　叶刘淑仪：在“八万五”政策前，香港经济已严重泡沫化，住房早已超过居民正常的薪酬增长可以负担的水平，是不建康的。所谓“八万五”政策是加大房屋的供应，房屋的供应不可能一下子增加很多的，短期没有真正的影响，最不幸的事就是董先生在讲这件事的时候，碰到了亚洲金融风暴。所以不能说是“八万五”造成的。

　　新京报：你曾多次说董先生是个好人。

　　叶刘淑仪：董先生是非常忠厚的人，他做事的出发点都好的，他是一位君子，而且他是尽心尽力为香港人服务。

　　回归十年香港人英语水平退步

　　新京报：2003年辞职后，听说你打算到美国学明清文学？

　　叶刘淑仪：我在香港大学学的英国文学，在苏格兰读英国文学，1986年到1987年在斯坦福的商科学院学习，念管理的课程，微观与宏观经济都有涉及。2005年斯坦福大学收我当博士生，本来想研究中国明清文学的，但它在这个专业没有好的老师。于是我就念东亚研究。

　　新京报：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如何？

　　叶刘淑仪：我在美国就过一般超龄学生的生活了。有人问我，你美国的同学是不是很怕你，你在香港是保安局长，我告诉他们，很多美国人不知道香港在哪里。香港有时有点太自我了，香港有些事情自以为是国际轰动的事件，其实在美国没人报道。反过来，中国的一件小事情，都会上Yahoo.现在中国是大国，香港人不明白的。在美国就会明白国家的强大。

　　新京报：回归十年，你觉得对香港影响最大的事是什么？香港人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叶刘淑仪：就是国家的崛起。最大的变化，政治而言就是越来越多元化，开放了，比原来竞争大了很多。以前制定政策都是官员垄断的，现在变化了很多，当官的越来越多了。还一个大变化是香港人的英语退步了。

　　新京报：你常去内地吗？

　　叶刘淑仪：常常去，我脖子上的珍珠项链就是在浙江买的。淡水珠，你看多漂亮。我刚刚去了义乌，写了一篇文章来概括义乌的模式。上个月我去了广州，今年年初去了天津，下个月还要去上海、苏州。

　　新京报：内地和香港的竞争，你怎么看呢？

　　叶刘淑仪：内地很快就会赶上香港了。内地的发展势头非常好，而且心态好，非常积极向上。要是我们香港不加把劲，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就会真的有危机了。而且我看内地很多学生非常努力，这也是我们下一代所缺乏的。

　　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待香港精神？

　　叶刘淑仪：从无到有，自强不息，奋斗向上。但是现在拼搏精神不如从前了。因为我们是发达社会了。

　　-记者手记

　　依然是一身套装、红色的指甲油、鲜艳的口红，偶尔有淡淡的笑容，“铁娘子”如故。虽然已离开公职许久，但叶太在提到公务员时，仍然常常用“我们”来指称。但是叶太在看问题的视角上，明显已经转到民间。

　　两次的拜访，发现叶太并没有因为从政府转到了民间，就闲了下来，行事日程还是满满当当，连最爱的阅读都被挤到了边角。叶太在各个媒体上，始终在为香港的科技战略大声鼓呼，也为了这个目标，放下身段，参加了从来没想过的示威之举，让人刮目相看。

　　谈到以后参选特首的可能，叶太一略而过，并没有回应。不过在她心中也为香港特首确定了条件，“领导香港人应该有两个条件，第一爱国一定要，同时有办事能力。”

　　本版采写：本报特派香港记者 徐春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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