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艰难寻找民间兑汇平衡点

　　从老乡到大鳄

　　茶卓村通过民间汇兑每年汇入几百万现金，至今无一起纠纷。与之相比，昭通市巧家县药山乡李世彩兄妹就没这么幸运。2006年底，李的兄长葬身山西矿难，李家获赔25.5万元。这笔巨款由老乡李崇国父子四人许诺送汇到家，但从此音讯全无。

　　今年初，李世彩兄妹将李崇国父子告上法庭。法院调查发现，李氏父子占有了其中8万元的赔偿金，余下的17万元在通过巧家当地沈某的账户“民间”汇兑时，被沈私用。

　　据负责此案的联合调查组查证，沈某与妻子刘国珍利用农业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从事民间汇兑业务。在巧家县老店镇的每个村甚至小组都有沈某的业务代办员，他们手持沈某发的“业务联系卡”，其上标明了主要业务，联系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还有服务承诺。

　　调查组成员向记者证实，2006年10月后的5个月内，沈及其代办员共办理28万元汇兑业务，手续费率为1%，获利总计2800元，由沈和代办员五五分成。法院也认定，在此案中，相关人员涉嫌非法占有和使用汇兑人资金。

　　“一旦民间送汇人手里积攒了大金额的汇款，这些原本深受村民信任的人难保证不起贪念。如果这些人携款潜逃，村民的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昭通市银监分局有关人士提出了问题。

　　“他跑不了的，他还有房子在这儿呢！”当被问及委托“送汇人”的风险时，茶卓村村民们的想法乐观而朴实，他们相信熟人社会。至于一旦风险突降，山坳坳里的房子是否值钱，如何变现，他们没有多想。

　　而由于《刑法》等法律对民间汇兑都没有明确的法律定性，全国人大对此问题也缺乏详细的司法解释，致使当地对被抓获的情节恶劣的民间汇兑犯罪嫌疑人难以处置。

　　“民间汇兑方便了群众，但如何规避其风险，如何区别各种民间汇兑人的身份和资信水平，都使我们非常为难。”昭通银监分局人士说。

　　未终结的战争

　　2004年，就昭通地区出现的“民间汇兑”现象，相关部门曾严厉打击，情况也稍有好转。但进入2005年，民间汇兑又“大幅反弹”，且蔓延到毗邻的威信县。

　　据昭通市的调查，镇雄县从事民间汇兑的中介人员已发展到300多人，201户，遍布全县大部分乡镇。每月资金汇兑最多的近70万元，有的民间汇兑点甚至公开挂牌经营。

　　2005年，一些人还制作了“中国农业银行威信县xx乡电子汇兑处”和“中国农业银行威信县乡村电子汇兑处”等匾牌，悬挂于威信县几个乡镇上，并租借门面，假冒农行名义公开进行“民间汇兑”，有的承诺汇款无论远近30分钟到账，并保证汇款人能享受到银行提供的一切优惠。对此，当地政府再次采取了坚决打击行动。

　　每次打击都使民间汇兑业务量有短暂的下滑。汪忠从2006年1月12日至3月7日的台账显示，他在这两个月的业务量较同比下降近40%。同时，通过农信社和邮储汇回的款项激增，2006年1-2月，镇雄、威信两县外出务工人员从农信社汇兑款项同比增加15%。

　　但民间汇兑急剧下降并未持续很久。从汪忠2007年2月至5月的台账上看，其业务量已经大幅回升至月均12万元，基本恢复到2005年底政府打击前的业务量。

　　为了赢得这场拉锯战，正规渠道也开始向民间渠道学习。镇雄县雨河农信社的瓜雄、木卓分社给每个职工在农行和邮政储蓄分别开办银联卡，然后动员外出务工人员把钱存入职工开办的银联卡上，并免费为他们送款上门。通过此举，仅2006年1-2月，外出务工人员从该两分社汇回的款项近80万余元。

　　“有些农民以前不敢进信用社的门，更不知道信用社也可以办汇款。我们印发了5万多份‘致外出务工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对全县近80%的农户宣传政策。加上云南省农信联社成立后推出了金碧卡，这张卡基本可以实现全国通存通兑。而且，我们当地的习俗是每逢农历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就在不同的乡有集市，乡上有农信社，农民们就能直接或托亲戚汇款、取款。”威信县农信社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服务的改善加上威信平坦的地势及相对较发达的交通，使得威信县的民间汇兑网点在几经打击之后几乎全部消失。

　　但这场拉锯战远未结束，“山高路远、成本太高”始终是困扰信用社主任们的难题。因为

银监会规定的资产质量指标和省联社下达的利润指标，人手有限的信用社很难对偏远农户服务到位。比如昭通某镇信用社目前共11人，专门从事信贷的工作人员6名，却服务着17个村6万多人，服务面积达300平方公里，最远的村子距信用社网点30公里。即使这6名工作人员每天分别跑一个村子，也需要整整3天才能跑完。

　　民间汇兑依然有着顽强生长的空间，而在保障民生和防范风险之间，政府也在继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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