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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的香港：规则大于潜规则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28日11:16 南方新闻网-南方周末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 本报记者 王轶庶／图 作者: 南方周末 记者 张悦 发自香港 10年前，李嘉诚叫李超人，是我们的偶像，代表着只要你努力就有机会成功的“香港梦”。而现在，出租车司机也会骂李嘉诚是混蛋，搞垄断，官商勾结。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内地人，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平民化的市政大厦 1997年有一个叫艾敬的沈阳女歌手，曾经唱了一首很火的歌曲《我的1997》，“他可以来沈阳，我不能去香港”、“1997快些到吧”等歌词当时在内地耳熟能详。然而这首歌传唱到香港后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如果13亿内地人都可以随便到香港，香港秩序会不会乱啊。 香港回归中国已经10年了，从2003年“自由行”开始，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内地居民来到香港，然而即便是如我这般多次踏足港九大地的内地人，仍然会不时有文化休克的感觉。 一出红磡火车站，就会看见一大堆标语，看得初到香港的内地人胆战心惊。在天星码头，也会有人向你散发海报、小册子。在香港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在内地鲜见的异议人士。这证明香港是享有言论自由的，你只发表政治意见，不搞行动颠覆，香港是可以无视你的存在的。 除了这些表面的“西洋镜”，如果仔细体味，还会有很多进一步的深层震动。 这次来到香港的第一天，由内地来到香港大学做研究学者的南方周末前总编钱钢请我们到一处能体现“香港特色”的大厦吃饭。 那处大厦竟然叫“市政大厦”。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务员在这办公。这是政府用公帑提供完善设施以服务该区域市民的大厦。 香港18个区，每个区根据面积大小和发展程度均有几座这样的“市政大厦”，格局也大抵相似：底层是一个菜市场和杂货市场，从鸡鸭鱼肉到针头线脑一应俱全，楼上还会有一层“大排档”， 众多餐铺汇聚在一起。 后来还参观了另一处耗资逾4亿港元建筑的市政大厦，这座大厦获得了香港建筑师学会的优异奖。除了上述街市，还有现代化的全天候攀石墙、健身室、游泳池等多项文娱设施，有免费供放学后的孩子来做作业的“修习室”；还有公共图书馆。收费的娱乐设施也很便宜，问了一下，一个羽毛球场地一小时才30港元，比北京、上海的同类场地要便宜。 另一方面，市政大厦并不会因为其服务普通市民的性质而显得低档和无秩序。豪华谈不上，但至少现代化、干净、安静。很难想象，在内地除了标志性建筑或者豪华政府大楼，政府会那么花大力气去建设那么多漂亮现代的“便民设施”。 钱钢说，到香港不能靠原来的判断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这个市政大厦就是标准的社会主义啊。 规则大于潜规则 香港人遵守规则是出了名的。即便在双休日的高峰期，市政大厦的游泳池中也不会有拥挤而混乱的感觉，因为香港人在水里也“排队”：泳池拉开了几条泳绳，不仅有“快游池”、“慢游池”，还有“循环池”，不管大人孩子，就如同在路上那样遵守交通规则——沿着泳绳边左去右来，首尾衔接，循环往复。 驻港部队的军车也许是中国最遵守交通规则的军车了，这些开着“ZG”牌照的军车司机可能一句粤语都不会说，在他们第一次驾车进入香港之前，就已经背熟了香港的交通法规。熟悉香港的每一条交通干线，对香港近200种交通标志滚瓜烂熟。 以前英国军车享有“隧道内执勤免费通行”的权力，解放军放弃了，让香港的规则变得更纯粹。 凤凰卫视的时事评论员曹景行曾说起一件事，2000年年初，一位开货柜车的老兵在香港超速行驶，香港警察给驻军寄去一张罚单，上级立即收回他的“往来香港特别通行证”，停止驾车半年。 凤凰卫视的另一位名嘴梁文道跟我们聊天的时候则抱怨香港新颁布的不准在所有室内场所抽烟的规定，让他这杆老烟枪非常憋屈。 但是抱怨归抱怨，一旦新规定立法通过，香港人都会遵守。连记者住的宾馆都会在房间里贴出禁止吸烟的标志，香港一些露天的公共场所也被辟为禁止吸烟区。比如维多利亚公园，一次万人活动过后，我看到偌大一块场地果然没有一个烟头，实在让人感慨。 这一切，是因为在香港，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媒体和市民都有强烈的规则意识，规则是一种制度性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环境里，规则大于潜规则，扼杀潜规则于摇篮之中，使潜规则没有生存的土壤，遑论非规则。 这次去香港之前，我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报道，香港的记者朋友看到过报道自然就讨论起来，之后就说起香港的一起曾经轰动一时的“钉子户事件”。 奇怪的是，当时内地媒体讨论了诸多日本、德国、英国的钉子户，偏偏遗漏了近水楼台更可资比照的香港。 后来我专门查了一下当时的报道，更加称奇： 香港一位八旬农妇与女儿挑战香港的地产大鳄李兆基名下的恒基集团，为一块位于新界大埔翡翠花园邻近，面积有12万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约为1／10平方米)的土地，双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地行动。结果2006年1月5日，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作为香港真正的草根阶层的农妇母女胜诉，并没有给地产大鳄留下任何一点特别的情面。 一方是人微言轻的老妪，一方是财大气粗富可敌城的地产大鳄，我很难想象，将这一事件搬到内地会是什么结果。在重庆，我看到了太多的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媒体帮助的“钉子户”和失地农民，在香港，没有人上访，也没有人会哭着把上诉材料塞到记者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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