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澜专访曾荫权：回归十年香港发展面临转折点

　　编者按：

　　当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是曾荫权个人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出身寻常百姓家庭，由一个平凡的学生、为生活而奔波的“孤单推销员”，达至今日的成功，一种刻苦耐劳、勤奋拚搏、开拓进取、灵活应变、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正从曾荫权的人生经历中淋漓体现。

　　回归十年，香港的发展同样面临一个转折点，而由曾荫权所折射出来的香港精神，正在这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引领香港继续向前迈进。

　　特别的祷告

　　公元1851年，当时的港英政府开始建造他们的港督府，历时四年完工。140多年间，共有25位港督在这里工作和居住。1997年6月30日，港督府送走它最后的黄昏……

　　杨澜(简称杨)：在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1997年的7月1日，我们也不妨回到那一天，还记得那一天您是怎么度过的吗？

　　曾荫权(简称曾)：那天非常的忙，天又下着雨，天气也不太好。心情有一点儿紧张，当时见到了很多的新面孔。香港成为殖民地离开祖国母体也已经一百多年了，到了回归大家庭的时候，紧张一点应该也是正常的。

　　杨：宣誓的时候心情怎么样？

　　曾：当时非常地激动，这是香港回归母体，也是很多年来的愿望，准备的工作做了很多，非常兴奋，也有些紧张，但感觉还是蛮好的。

　　杨：那天您去教堂了吗？应该有特别的祷告吧。

　　曾：是的，大家心里都有，希望香港顺利地过渡，希望香港人增强本身的信心，对将来也要继续地努力，这些都是我们那天去教堂祷告的最大希望。

　　几度失眠 数次落泪

　　在香港市民眼中，曾荫权最醒目的形象标志无疑是他的领结——在公开场合亮相，他总是戴着蝴蝶型的领结，从不系领带。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系领结速度快、效率高。领结的英文是bowtie，因此香港人私下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为“煲呔曾”。对领结的偏爱使很多香港市民认为曾荫权极具个性色彩，不像其他官员那样沉闷，这也是一种开明的表现。

　　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蔓延到香港，以

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大量抛售港元，恒生指数一年中狂跌了一万点。而就在香港回归一年之际，曾荫权也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决斗。1998年8月，“金融大鳄”再次发动大规模抛售港元行动，香港经济陷入危机。由于一直奉行自由经济政策，不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香港历届政府恪守的“金科玉律”，索罗斯由此断定，香港政府不会采取直接措施救市，并宣称“港府必败”。最后关头，作为港府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决定动用外汇储备，入市对抗金融炒家，并声明愿承担一切责任。在与金融大鳄较量输赢未卜的那些天里，曾荫权曾几度失眠、数次落泪。

　　杨：1998年的金融风暴，在击退国际炒家的过程中，您有没有特别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幸运颜色？

　　曾：有，红色，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杨：这十年以来，您遇到过很多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如今回想当年，那些天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慨？

　　曾：感觉很痛苦。当时香港的市场是不是已经被破坏了，还会不会正常地运作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香港以后也许不能做生意了，而香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很惨的结局。

　　杨：一面是可怕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是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市场的一贯政策，您也说过决定动用储备资金入市干预的时候，经过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这是一种叛逆吗？

　　曾：没有办法了，这是当时惟一的方法。

　　杨：当时的压力大到您会落泪？

　　曾：有那么几天是这样的。当时自己也担心，香港过去努力的基础全都在我的手中，如果输了怎么办？最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开始，如果做得不好的话，不仅会影响一国两制，影响到外国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还会影响到中央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因此无论从经济的原因，还是从政府的角度，都不能够允许我们的金融制度垮台，所以必须要面对事实，寻找不寻常的解决办法。

　　杨：在1999年的时候，我采访过乔治·索罗斯。他当时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他是一只狼，他会把羊群里比较弱的羊吃掉，这样羊群可以更好地发展。这是不是他当时阻击东南亚一些国家货币的一个辩解？

　　曾：我不知道谁是羊，也可能他是羊，而不是我们。他讲得轻松，但是影响的是老百姓，千千万万的人，受苦的不少。这并不是一个游戏，而是关于整个亚洲地区民生的问题。

　　“港产

公务员”的传奇经历

　　国际炒家撤离香港市场，香港经济转危为安。在这场金融大战中，曾荫权一战成名，将香港经济带出谷底，在市民中的支持率迅速上升。强硬果断又善于应变、内敛低调又敢于承担责任的行事风格，成就了这桩得民心之举；而曾荫权这种风格的养成，与这位“港产公务员”的传奇经历不无关系。

　　曾荫权祖籍山东济宁，后来祖辈从山东迁至广东南海，祖父一代又定居香港。1944年，曾荫权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警察家庭，兄妹6人，家境贫寒。1964年，20岁的曾荫权考取香港大学建筑系，而就在此时，年仅51岁的母亲却积劳成疾病逝了。曾荫权决定放弃学业，帮助父亲挣钱养家。

　　20岁的曾荫权走向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是药品推销员。两年的推销员经历，使他逐渐培养起“低调忍耐、外柔内刚”的个性。就在这段被自己感慨为“汗水流过多少遍，冷眼遇过千百回”的“孤独推销员”日子里，夫人鲍笑薇的身影始终陪伴在曾荫权左右。

　　曾：我的父亲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当时不止是他，一般的香港居民也是这样。我父亲是警察，我住的地方是警察宿舍，每一家都是警察，警察的小孩子是经常挨打的。

　　杨：警察的孩子也会受打吗？

　　曾：是的，警察一般对自己的子女要求很高，打孩子也成了习惯，教育子女在他们看来是父母的责任。我父亲告诉我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事情做到最后，不允许中途放弃，这对我影响很深，也形成了我现在这样的做事习惯。

　　杨：那时候您考取了大学，却决定作出自我牺牲，放弃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曾：当时老二也一样出来工作帮助爸爸。我爸爸六个孩子，老大老二没有机会上大学，但是老三开始有了上大学的机会，他现在做得不错。

　　杨：今天看到香港街头的警察，您仍然会有一种亲切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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