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香港回望十年

　　被采访人：

　　曾荫权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

　　黄英琦 香港特别行政区港仔区议会 主席

　　曾钰成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 委员

　　田 虎 美国安可顾问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卢维思 香港特别行政区投资推广署 署长

　　第一部分

　　演播室：“一国两制”这是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十年前当它在香港开始实行的时候，西方媒体对此作出的预言，认为香港必将死亡。十年过去了，这场实验的结果究竟如何？“一国两制”的核心意义是否真实存在呢？它对香港带来的改变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回头审视。

　　解说： 这是2007年6月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杂志用25页的篇幅对香港回归10年来的状况做了报道。文章认为回归后的香港比之前更具活力。

　　这篇文章一经刊出，就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篇香港十年的分析报道，还因为在1995年，与时代同属于一家公司的《财富》杂志，曾经刊发过一篇与之观点相左的文章。当年，财富以《香港之死》为题，作出预言：回归将使香港死亡。

　　12年间，究竟是什么的事实让媒体对于香港的报道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2007年的6月，当新闻调查记者走进香港行政特区长官曾荫权的办公室时，看到当年这期预言香港之死的财富杂志被特首放在显眼位置，十年间，从财政司长、政务司长再到行政长官，这本杂志一直在他左右。

　　记者：这是1995年的吧？

　　曾荫权：1995年6月26日。

　　记者：《香港之死》，为什么要把它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曾荫权：提醒我的是：外国人对香港回归的负面估计和负面评价。

　　记者：当时这个文章里面什么话是最刺激你的？

　　曾荫权：他们讲已经没有希望了，香港面对的挑战特别是回归中国(大陆)一定是会死的，很快死的。我感觉这个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记者：那十年来你一直把它放到自己的桌上？

　　曾荫权：一直跟着我的。

　　记者：这是每天你会看到的地方？

　　曾荫权：每天看到。

　　记者：你想提醒自己什么呢？

　　曾荫权：提醒的是我们应该证明这个是错的。“一国两制”一定会成功的。

　　解说 ：2007年6月的香港街头，回归十年的回望气氛日渐浓郁。香港人在盘点他们走过的有欢笑也有泪水的日子。

　　同期：回首过去，展望将来。香港电台新闻部邀请多位相关人士畅谈感受：胸中有悲有喜，有笑也有泪。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本人董建华谨此宣誓。

　　解说：而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说，盘点回归似乎并不能仅仅从十年前谈起。

　　同期：我在香港出生，少年时拿的是英国海外公民护照，这小黑本的封面与一般英国护照无异，但却只能让我成为二等公民，没有自由进入英国国境的权利。我在香港成长，我的家人却常常提醒我，香港，不是常住的地方。

　　解说: 这篇名为《香港人的困惑》的文章作者叫黄英琦，她是一位专栏作家，也是香港湾仔区议会的主席。

　　黄英琦：我从小我感觉到最不安的，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人。

　　记者：如果有人问你父母说你是哪里人，他们会怎么回答？

　　黄英琦：那个时候大家都不问这些问题的，都是香港人吧。讲香港是什么？香港就是一个殖民地。

　　黄英琦：说出自己来自殖民地这种感觉痛苦吗？

　　黄英琦：那个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痛苦，那个时候因为自己还没有这个清醒过来嘛。

　　同期：在一片没有界限的土地上，身份不是议题，身份甚至不会存在，与我一样被身份纠缠的香港人多的是，究竟我们是谁？

　　黄英琦：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些间谍的电影。那个时候我说我想当间谍，后来我说我是没有国家的人，哪一个国家可以允许我当间谍？

　　记者：你小的时候会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吗？

　　黄英琦：对，我觉得我是没有国家的人，我就是属于这个城市，属于香港。

　　解说：香港，这个位于中国大陆南端的弹丸之地，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经历了几多命运的沉浮。19世纪中叶香港被割让给英国后， 150年间，香港与它背依的大陆所属各异，发展道路相左，直至20世纪的80年代，当初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所签署的新界租期即将期满，香港的命运归属开始面临着转折。

　　黄英琦：香港有一些小岛心态，香港就是我们的区，我们的范围，我们的城市。我们对香港以外，比如说对甚至和以北的一个地方，我们也不了解，他们就心里有一个不安。那个时候很多家庭都说，真的不知道香港九七以后是怎么样的一个环境，既然面前是那么不明朗，那为自己的子女安排一条比较明朗的路。所以很多人移民到加拿大、到美国、到澳洲，也是出于这样的思维。

　　解说：香港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城市，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移民风潮却不同以往。这位老人被称作pinky妈妈，近来她在博客上写到了她移民加拿大的经历。

　　记者：我看到你在博客上面写：你说移民的代价太大了？

　　pinky妈妈：是，移民的代价太大了。

　　记者：对您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

　　pinky妈妈：灾难，灾难。

　　解说：pinky妈妈原本在香港是个富足之家，原本在香港做加工生意的她，到加拿大后不久就遭遇破产，她用《加拿大 艰难大》来描述那段经历。

　　记者：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考虑要移民呢？

　　pinky妈妈：快九七了。

　　记者：怕九七什么呢?

　　pinky妈妈：没有自由啊，那时候朋友们都走了。

　　解说：让pinky妈妈做出决定移民的竟然是中英谈判当中的一个细节。

　　pinky妈妈：好多人都移民了，每个人都走了，当时刚刚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在楼梯上跌倒了，不知道为什么摔倒了。那个画面让很多港人都很害怕，所以当时很多人就移民了。

　　解说：而在pinky妈妈移民之前，黄英琦的父母也办好了去美国的绿卡，由于父亲的工作需要留在香港，为了绿卡有效，他们甚至每年都要举家远赴美国。

　　黄英琦：夏天的时候那个学校放假了，我们就一家人都要跑到美国去，每年都是。

　　记者：就为了这个？

　　黄英琦：就为了这个。

　　记者：可是如果你去的时候，比如移民官方发现说你们全家根本没有在美国生活，那怎么办？

　　黄英琦：就有一次，我们就为了避免移民官的一个问话。我们就取道了加拿大，我们从温哥华开车过关，因为大家都是加拿大、美国的居民来来回回的。他说你是绿卡，行，走。那很快就放我们走了，所以有好几次我们都是用这样的方法。

　　记者：可是每年用这样的方法来逃避审查，那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滋味？

　　黄英琦：不好受的，不好受。我的感觉是，我是在扮演一个荒诞剧一样。

　　自白：我决定回港工作，顺便告诉母亲，我要放弃绿卡了，每年要到美国起码两次，太累，到底值不值？

　　解说：黄英琦的想法在当时很难被人理解，而出生于澳门的母亲很快又为她办好了一份葡萄牙的护照。

　　记者：既然已经放弃了绿卡，为什么还要再申请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

　　黄英琦：这个意念，这个概念还是一个保险的概念。这个保险的概念，就让我父母还有他们一代人不停地不停地寻找一本护照给他们的子女，就是为了将来香港有什么问题，子女就可以拿着这本护照。比如说我拿着葡萄牙的护照就是欧盟的护照，那么我可以到英国居住，我也可以到欧洲其他城市居住。

　　解说：黄英琦说，这样的经历属于那个时代的香港。而当时伴随香港居民外流的，还有很多外资企业纷纷迁册海外。

　　记者串场：1984年3月28号(英国)怡和(洋行)突然宣布迁册百慕大，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振荡。到1990年年底，有三分之一的上市公司都已经迁册海外。在香港中环繁华的街道上到处可以见到负责办理海外移民的机构。而在黑市上，去美国的护照甚至已经炒到了五十万美金一张，香港人以每年六万的速度外流。

　　解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财富》杂志作出了那个耸人听闻的预言——回归将令香港死亡。

　　第二部分

　　记者串场：这里是2007年6月的香港，就像过去十年一样，每个星期三的晚上，香港人会来到沙田马场，在这里来看赛马，马照跑，舞照跳。这是邓小平对于回归后香港人的生活做出的承诺。十年过去了，这些看上去的确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些表面的符号背后，究竟更内在的香港发生了什么？

　　解说：这是十年前的那个历史时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也是在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正式生效，基本法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回归后的香港，将继续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回归时，pinky妈妈已经从加拿大回到香港，她经历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十年。

　　记者：当时中央政府说香港要“一国两制”这个您清楚吗？

　　pinky妈妈：我清楚。

　　记者：您当时会有信心吗？

　　pinky妈妈：现在有信心，现在有。

　　解说：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种做法被视作是中国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创举。这是中国政府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即在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则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除在外交和国防方面服从中央政府外，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回归后的香港开始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程，从少年时，先后拥有英国属地公民护照、美国绿卡、葡萄牙护照的黄英琦最终选择放弃了父母为他苦心经营来的政治保险，回到了香港，学习法律的她做了一名律师，并开始参与社区的事务。

　　黄英琦：我决定不走呢，我想只有一个原因，我喜欢香港，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家。

　　记者：但你知道在中央政府做出“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的承诺之后，国际舆论还是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会影响到你吗？

　　黄英琦：这些声音不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是这里住的人，我不是国际一个旁观者吧。我是参与者，我从来就觉得，香港应该是港人治港。那么这个机会来了，就可以港人治港，就要去试试看。我是感觉到九七以后是好是坏，反正自己也可以参与，它坏也一起坏吧，好就一起好吧。

　　解说：那么，回归十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是否得到了落实呢？

　　同期：过去我们荣辱与共，今天我们风雨同舟，我诚恳地希望和你们每一位热切携手，共创一个光明而丰盛的未来。

　　解说：这是2005年的6月，现任特首曾荫权参加竞选活动的画面，他被来自各个行业的推举委员会的委员推选为第三任特首。

　　记者：曾先生，在你今年当选之后，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你的当选就是“一国两制”的胜利，怎么理解这句话？

　　曾荫权：我就是因《基本法》以下，在“一国两制”制度以下，举行这个选举是用我们香港的方法，公开的方法，公开的竞选的结果，如果我成功，我是代表这个制度上的成功了。

　　解说：这一任的特首选举是在2005年6月1号开始的，共有两名候选人参选，最后，曾荫权获得了796名推举委员中的712票，媒体评论：曾荫权的当选代表了民意。

　　曾荫权：我很幸运香港人很支持我，但是支持我的是65% 71%很高了；但是还有15%的反对，我的意见，15%很多人，一百多万人。我们香港七百多万人，所以一定要理解这个事实，应该有谦虚的态度，听听他们的意见。

　　记者：所以您说这对你来说是一次洗礼，它改变了您什么呢？

　　曾荫权：以前我对于面对面同基层市民见面、沟通，谈重要的政府决策，以前很少做；现在有做，我感觉很有意思。

　　解说：不仅仅是特首的选举，回归后，在港人治港的理念之下，香港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较以前有了大的改观，从 1995年开始就在区议会任职的黄英琦，这样回忆港英时期的经历。

　　黄英琦：港英政府设立区议会呢，我的理解当初是有点装饰性的。区议会你看这个字面是很大的一个词，区的议会。好像我们真的是有很多权力，但是实际上他也不给你任何的权力，就是给你一个提意见的权力。

　　记者：所以通常的结果是？

　　黄英琦：通常的结果是我们提一些意见，这些意见都是比较装饰性的意见吧。

　　解说：不仅仅是区议会，港英政府期间，担负着立法和质询政府职责的香港立法会的委员也是由政府委任，现任立法会委员曾钰成在港英政府统治时期，就曾经参与过立法会委员的竞选。

　　曾钰成：以前在港英的年代，当时叫立法局。当时呢，是在八五年之前，全部都是港督委任的议员，没有选举的，委任的。既然是委任的议员，当然不会跟政府作对了，他就不怕全部政府提出的议案，他就肯定通过了。

　　解说：而现在立法会的60名立法委员当中，已经有一半是通过普选产生。

　　曾钰成：选民把我们这些人选进立法会，不是要求我们来管制香港。他是要求我们来看着那个政府不让这个政府做坏事，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职能，人家看来就是你有没有当好这个守门员的这个责任。

　　记者：你要发出声音，你代表谁的利益呢？

　　曾钰成：当然是我们的选民了，香港跟任何其他地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一样，人数最多的都是基层的市民，所以你可以说，我们首先要代表那个基层的利益。

　　记者：民意能够真正通过你们反映出来吗？

　　曾钰成：你要是脱离了那个民意，下一届人就不投你的票了，我们都要向选民交代。

　　记者：您觉得在回归十年当中，作为立法会的委员，你能够表达不同于政府的声音吗？

　　曾钰成：当然可以，经常是这样。

　　解说：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立法会每年都要对政府的财政预算做审核，行政长官也要到立法会陈述施政方案并接受质询。曾荫权就在他的特首网志上表达过自己的心情。

　　记者：我也去看过你的博客，上面写到了说，说你每次去比方说参加立法会的质询的时候，你用了一个词叫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是这样？

　　曾荫权：这是严肃的场合，立法会场合，每一次见面的时候，立法会议员找机会向你发问，

　　记者：他们有时候问题是很直接，甚至很尖锐的。

　　曾荫权：当然了，要严肃地回答这个问题，这是特首的责任。

　　记者：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和这样的政治气氛？

　　曾荫权：我们的政治气氛当然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能够没有辩论，一定有辩论。但总的看，我们香港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感觉现在经济基调很好。我相信这是有很好的气氛，很好的经济的情况，允许我们比较客观地研究解决比较困难的政治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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