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的“艾瑞叔叔”

　　每个礼拜六，孩子们都会被组织起来练篮球、曲棍球和足球，节目的主持人当然就是这位奥运会冠军“艾瑞叔叔”。

　　戴爱美说：“我们的曲棍球坏了，就找‘艾瑞叔叔’。他取自床单撕剪下来的布缕将它捆扎妥当，外加修整，宛如新品。”

　　在生活愈来愈难熬的日子里，突然传来了盟国要与日本分批交换战俘的消息。终于关乎着生死的首批交换名单出来了，美国人的名单中有德高望重的赫士(华北神学院院长，当时已年近90，1944年卒于集中营内)，而英国人的名单中埃里克·利迪尔的名字据说是由英国首相邱吉尔亲点的。

　　然而，“艾瑞叔叔”和赫士都绝然拒绝了交换，生生地把活的机会留给了别人。

　　集中营生活极端压抑，“艾瑞叔叔”经常感到头部疼痛，但他从不向日本人求助，也没有告诉任何狱友。1945年2月初，“艾瑞叔叔”有一周的时间没有给学生们上课，事后大家才知道他病了。就在他去世前几天的晚上，他冒着生命危险，独自前往集中营的陈尸所为两名死去的修女祷告。

　　2月20日，也就是“艾瑞叔叔”临终的前一天，他还和同学们在

棒球场上交谈，谁也看不出他身上隐藏着巨大的病痛。第二天的上午，“艾瑞叔叔”脑里的肿瘤便夺去了他盛年的生命。消息传出，整个集中营无不悲痛，侨民们自动联合起来为他举行葬礼，学生们组织了仪仗队，朋友们争着为他抬棺，连日本看守也加入其中。

　　因为条件受限，“艾瑞叔叔”去世后，遗体被放在一个临时制作的棺材里。狱友们在他的坟墓旁竖起一支简单的十字架。由于找不到油漆，也没有带颜色的笔，他们就用黑鞋油在十字架上写下“艾瑞叔叔”的名字。

　　直到今天，“艾瑞叔叔”也没有离开中国。6月29日，记者在那两排矮小的平房的南面看到了战后人们为他重立的墓碑。这块墓碑，是由他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正面碑文写道：“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

　　勇敢的中国运粪工人

　　今天广文中学内仅存的两座乐道院小楼，经过修缮，其中一座被利用为集中营陈列馆。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日本人把乐道院侵占为集中营以后，这两座小楼就成了日本看守的办公楼。

　　当时集中营内的粮食供应实行配给制，定量和日军占领区的中国城镇居民一样，仅能维持半饱。1943年以后，随着日军不断扩大战争规模，消耗大幅增加，这时集中营的面粉配给量减至不足二成，杂粮只剩下发霉的高粱面，只能用来煮粥充饥。戴爱美回忆，她的老师甚至把垃圾里的碎蛋壳洗一洗磨成粉吃，以增加钙质。

　　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难友们便出高价从看守那里换取食品。日本看守也趁机巧取豪夺，大发横财。

　　如今作为集中营陈列馆的那座小楼甚至被辟为“商店”。钱很快用光了，人们又拿衣服、鞋子交换食品，一时间，营内露膊赤脚者触目皆是。

　　一些“营民”还冒险与营外的中国百姓隔墙交易，他们通过能够进出集中营的中国

厨师、运粪工人捎口信，约定看守不易发现的时间、地点，由墙外的百姓从墙根抛进所需食品，外侨也立即将钱或衣物抛出，价格比买通看守便宜得多。

　　日本看守对待欧美侨民一般并不殴打用刑，较重的处罚是关禁闭；但他们对待中国人却极其凶狠残忍。有一个中国临时工因向营内偷带食品，被日本看守打得死去活来，随后便失踪了。上圩村青年韩祥携带食品试图翻越围墙与营内侨民交易时，触电网死于墙头，日看守故意拖延多时，使其曝尸示众。还有上虞河村13岁女孩韩贞昌，捡破烂时靠近集中营外墙，被日本看守残酷殴打后扔入河中，她挣扎着游上岸又被扔入，终因伤重力竭而死。

　　赫士博士和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原广文大学校长)对此状况心急如焚。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那人叫张兴泰，是乐道院东邻李家庄的贫农。全家6口人只有4分河滩地，为挣钱糊口，他和两个儿子承包清理乐道院的粪便垃圾。集中营建成后，日本人不许外侨出营，自己又不屑运送粪便，就留下张氏父子继续干运粪的活。

　　德位思暗中找到张兴泰，请他偷带一封密信出营，转交给德位思的学生、原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信中说明营内的情况，请黄设法募集款项送交中立国的大使馆，代购食品、药物，以援救集中营里的外国侨民。

　　老实巴交的张兴泰知道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暴虐凶残，若被日军发现自己肯定性命难保，他略一犹豫，终于还是接过密信小心翼翼地藏好，借臭烘烘的粪桶掩护，将信带出了戒备森严的集中营。

　　黄乐德见信后，随即在民间多方募捐，但在战乱凋蔽的时代，募得的零星款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无奈，他辗转托人向昌乐、寿光一带的

国民党军政长官张天佐、张景月募捐。经多次陈说利害，二张终被说服。

　　黄乐德让女儿黄瑞云、次子黄安慰将募集的30万元伪币(当时折合美金10多万元)分3次送交瑞士使馆。瑞士使馆一面派人到潍县与日军交涉，一面与英、美外交部取得联系。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派出艾格为驻山东代表，专门负责有计划地供应集中营美、英侨民所需营养食品与药物，费用由美、英两国政府提供。

　　日本看守对此大为恼火，费尽心机追查消息泄露的原因，然而终未得逞。

　　集中营陈列馆内保存着张氏父子的画像，他们一如所有勤勉的中国劳动人民，皮肤黝黑，满脸皱纹，但眉宇间神情坚毅。据馆内工作人员介绍，1944年6月，张氏父子还冒死帮助集中营内的恒安石和狄兰成功越狱。可惜，当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他们后人再来拜访恩人时，张氏父子已经去世多年，他们的这些英雄事迹也未与后人多说，如此施恩不图报的情怀让那些外国人都肃然起敬。

　　【相关阅读】恒安石：他出生在中国，7岁回国就学，学成后又来中国任教，时任辅仁大学教授。恒安石先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81至1986年，为中美恢复邦交后首任驻华大使。狄兰：大英烟草公司职员，原是英国海军上尉，当时30多岁，狄兰回国后又到印度经商，曾写长篇回忆文章记述这段传奇经历。

　　绝境中的爱情

　　1945年5月的一个深夜，23号营区的巨钟突然发出阵阵轰鸣，难友们被日军气急败坏地集中起来，查询何人敲钟。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可是大家难掩内心的喜悦。原来，难友中有人秘密约定，一旦德军放下武器，就在夜间敲钟。这是为法西斯敲响的丧钟！难友们欣喜若狂，他们预感到，苦难的日子就快结束了！

　　这激越的钟声带给全体受难者们胜利的喜讯，而日本人却彻底地被这一大胆举动激怒了——疯狂的集合哨声、“呜呜”尖叫的警笛声、狼狗的狂吠声、日本兵的咆哮声、大人小孩跌跌撞撞的奔跑声……整个集中营像开了锅一般，吓人的探照灯一遍又一遍地扫来扫去。

　　集中营里的全体侨民们连夜被召集到大操场上，在寒风中，日本看守头目逼问是谁敲的钟？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艾曼生被强拉着做翻译。可他害怕这家伙的疯话吓着在场的妇女和儿童，灵机一动，就用英语将日本人的话来了个大篡改：“皇军”请大家不要怕，他说他们睡不着觉，才叫大家起来一块儿到操场上玩，还说对不起大家。

　　集中营里的小孩竟信以为真，全都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日本人这才发现艾曼生在瞎翻译，便指挥旁边的卫兵上前一顿暴打。这时，年仅16岁的狱中小护士史密斯勇敢地扑上来用自己的身子护住艾曼生，随后，最先明白过来的芝罘学校的同学一个个勇敢地扑上来，最后竟堆成一个偌大的人山，使日本人无法再下毒手。

　　尽管如此，艾曼生的伤势还是非常严重，事后被放在史密斯所在的狱中简陋医院里治疗。艾曼生看着医生和护士用简单的器械辛苦劳作，来换得一个个生病难友的康复，心生感慨：天下最高尚的职业莫过于医生了，特别是在绝境之中。

　　此后，艾曼生开始在狱中学医，并和史密斯产生爱情，战后两人结婚，造就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两人成为了名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

　　当年集中营内医院的所在，就是今天潍坊市人民医院北面的一座十字形欧式结构楼房，北楼大门上方刻着“乐道院”三个烫金大字。南楼挂着医院图书室和房产科的牌子，这个当年绝境中救死扶伤与爱情萌动的地方，医护人员依旧来去匆忙。惟一遗憾的是，当年的钟楼已经不复存在。

　　胜利星期五

　　记者在潍坊市采访期间，曾先后坐上3个有着10年的士驾龄的司机的车，三个司机都表示未曾听说过这么一个日军集中营。停车在医院门口等客人的赵师傅告诉记者，10多年前这里依然很荒凉，更早些时候周围更是一片坟地，少有人烟，所以一般都不会知道这个集中营的事了。赵师傅将记者载到广文中学北面学校宿舍区时说，这里曾经就是一片玉米地。

　　在集中营史料陈列馆中保存着一张珍贵的照片，照片取景地就是在记者所处的这块玉米地。照片上晴空万里，一顶顶似花朵般绽放的降落伞在空中排出一个有序的队列。说明文字上注明了拍摄时间：1945年8月17日。

　　1945年8月17日，星期五。下午的天气依然热不可当，集中营内的老师决定提前停课纳凉。戴爱美那天刚患上腹泻，正躺在医院内一张用三个箱子拼凑成的“床铺”上休息。

　　之前，集中营里的大人们已经开始交流日本投降的消息。可是，集中营中的日军主管闭口不言，对发问也不肯答复。

　　忽然，戴爱美隐约听见飞机的嗡嗡声，声音由远而近，小姑娘连忙起身，直扑窗前，见到有一架巨型飞机在集中营上空盘旋，缓缓降低了高度。这时，机身上的美国国旗已经清晰可见了，戴爱美还感觉到飞机里的人在向下面挥手。

　　眼看着飞机要掠过集中营，银色的腹部呼地裂开，雪白的降落伞摇晃着徐徐下降。戴爱美惊呆了。

　　而此时的集中营却沸腾了。人们疯狂地奔跑出大门，日军看守呆立在一旁。回过神来的戴爱美立即跑出医院大门，拥挤和吵叫混成一片的人群带着她像潮水一般往外涌，小小的戴爱美觉得自己双脚几乎不用着地了。这时有人举拳向空中挥舞，有的哭泣，咒骂，拥抱，跳跃，还有的将嗓门喊得嘶哑。顺着人浪方向望去，7名全副武装的美军伞兵正站立在玉米地里。

　　衣衫褴褛、身形枯槁却又如痴如醉的集中营难友们，不顾自己赤着脚，都争相将这7名美军伞兵抬起，扛在肩上，凯旋一般地迈进集中营。

　　突然，有音乐从集中营外的一座土丘上传来，是《星条旗之歌》，喧闹的集中营顿时安静下来，原来集中营内自组的乐队早有准备。

　　此时，大家都没注意到，玉米地里还有一个泪流满面的中国人，刚刚用手中相机拍下这历史性一刻的他也激动得不能自已，他就是黄安慰，几年来他一直跟随父亲黄乐德，为集中营内国际友人募集善款而奔走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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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华集中营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