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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张维迎长达25年的骂名生涯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13日15:24 南方人物周刊
 张维迎 前不久，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各种批评的声浪铺天盖地而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批评对张维迎来说并不陌生。在他所经历的2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 2004年的“郎顾之争”以及随之而起的第三次改革大论争里，张维迎就是一个重要角色。他那篇《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 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 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在过去的25年里，张维迎似乎一直走在“总在挨骂”的不归路。 经济学家赵晓说：“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当越来越多的民众发现自己并未更多分享经济改革的好处时，拿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经济学家们开骂出气，自然成了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我们也无法否认，在过去近30年的改革岁月里，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价格改革、宏观调控、企业家成长、所有制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等课题，不断给整个宏观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滋养和突破动力。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场渐进改革的受益者。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他富有战斗精神，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的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而民众，特别是当下民智未开的民众，常识经常是缺乏的)。这种爽直性格和推土机般的行事方式，自然也是一种难得的品质，但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的北大背景、他的顽强性格和不妥协的精英姿态，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卫护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如果回望历史深处，我们也许会发现，饱含情绪的雷霆万钧的舆论，以及漠视民意的傲慢的精英气质，同样值得警醒。 在社会通向民主、开放、和谐的进程中，简单的二元对立是不需要的，更重要的也许是：冷静、平衡、妥协和包容。 我们可能发现，这接连的争吵也许不过是一场误会。 这或者是对张维迎另外一种更积极的解读。 青年张维迎的精神场域 青年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2月23日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他所在的西北大学经济系是东道主，导师何炼成挑选“最好的学生”参加。 与其说这是个学术会议，不如说这是冰释时代青年才俊的大汇演。参加这次会议的多位毛头小伙，日后成长为中国经济学的扛鼎人物，其中包括杨小凯，田国强等人。23岁西大经济系研一学生张维迎的论文是：马克思主义和数量经济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1980年代初期，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人员，一般自称“数量经济学学者”，区别于以意识形态文字描述的传统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学者有意以数学公式阐释思想。其时，懂数学的传统经济学者不多，大多头痛于数学符号。真理幸运地躲进了枯燥无味的数学公式，逃过了意识形态的责难。 现代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长达30年的交锋，以1982年的这个会议为缩影。茅于轼是张维迎所在小组的副组长，他注意到这位23岁的年轻人，是因为他的发言。传统与现代的针尖对麦芒，最后多半演变成各说各的，互不搭理，而这位23岁的年轻人，竟能站在彼此立场，审视对方，并能准确道明传统的局限、现代的优势，如他的论文标题。 副组长茅于轼推荐张维迎代表小组参加大会发言，遭到组长的坚决反对，组长是年龄颇大、坚定的传统经济学者。两人一阵好吵，最后茅于轼说服了对方。 无关胜负，这个会议为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打开了生路。对于23岁的张维迎来说，这个会议上自由且前瞻的言论，明显区别于和现实脱节的、僵死的教科书，大大开阔了他的视野。回学校不久，他即创办了一个6、7人的读书班，由他主讲，每周讨论一个主题。通过这个会议，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长。在那个没有人敢自称信奉市场经济的年代，和这些师长的辩论和研讨，成了青年张维迎最重要的精神场域，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轨迹。 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出事了。在1983年8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张维迎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那篇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西北大学校方承受巨大压力。躺在病床上的校研究生处处长把张维迎叫去，说：维迎啊，党和人民培养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呢，再说了，写这样的文章，也没找领导报批，成何体统。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在北京的茅于轼听说了此事，无尽担心。文革结束6、7年，社会风气虽明显好转，但心有余悸。“早些年，写这样的文章，是要坐牢的。”茅于轼替张维迎鸣不平，写了篇《张维迎何错之有》，四处投稿，始终发不出来。但他对这位年轻人的印象更深了，引为改革战友和忘年知己。 茅于轼在信中勉励张维迎说，任何微小的观念进步，都会遇到莫大阻力；改革中的新观念，总会被自认为一贯正确的旧观念视为大逆不道。张维迎回信说，会等到他们向我道歉的一天的。茅于轼又去信了，说，旧观念何时向新认识道过歉？等下一次保守、改革又交锋时，又是新观念、改革派被批。 24岁的张维迎还顾不上下一次，仅这一次已经够他受的了。他差点毕不了业，而且，西安当地报纸的批判文章连篇累牍，他陕北吴堡县老家的父母虽不识字，亲戚好友总会不经意提到：你家娃出事了。父母伤心之至。张维迎说，他受的委屈，再没比这一次更大了。 之后数次被骂当口，常有媒体约访电话，张维迎习惯回复，20年前就骂过了。有时夫人抱怨，不能少说两句？张维迎便会说起24岁时那个委屈中的自己，等待道歉的决心。 西北大学现象 一年后，张维迎又成典型，不过这一次是正面的。他在《经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次日的《新闻连播》对该文做了摘要播报。《新闻连播》对一个在校研究生的文章做摘要播报，这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学校研究生处那位处长这次的总结是，对研究生的管理，还是要自由且民主。 中国经济学界，有个独特的“西北大学现象”，偏居一方的西北大学，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有人把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 西北大学有一说法，当何老师的研究生是最自由的。何老师讲授传统经济学，但从不批评“离经叛道”，惟一的要求是能自圆其说。张维迎在《恩师引我走入经济学殿堂》一文中说，“何老师从不按自己的模子教育学生。” 何炼成说，张维迎是他的“最好学生”之一。1984年，张维迎研究生毕业，决定去体改所工作时，何老师“很是舍不得”。何炼成的印象中，张维迎的研究生3年，除了最后一年忙于毕业论文，前两年，大多捣鼓他的读书会。他的大量时间，都耗费在研读现代经济学的原著上。一次，张维迎从外文书店买回一本台湾的翻译版本《中级微观经济学》，繁体字，非常厚，鼓动读书会成员人手一本，一个月后，何炼成又看到这本书时，上头已被标注得密密麻麻。这本书，张维迎至今保留在手。张维迎到体改所后，常有同事惊诧于他微观经济学的地道和扎实，电话何老师，问有何秘诀。何炼成没有揽功，说是因为读书会。 张维迎后来说，他们这一代人，上了大学后之所以如饥似渴于新知，首要原因，是为了解释自己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对自留地最了解的农民，没有权利决定它该种什么；公地上的产量远远低于自留地，青黄不接时，能救命的都是自留地；农民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粮食以低价卖给政府；不允许土地有偿转让，不允许农民进城打工经商…… 有趣的是，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中国经济学的变革也首先从农村研究开始。1987年，张维迎署名“陕仁”，为美国的《知识分子》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说，“后来所谓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大多源于此。” 张维迎在吴堡农村土生土长，1975年，16岁在县城高中毕业后，回村里当团支书兼会计，两年后，在一次惯常劳作时，听到广播里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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