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变局

　　谁的《读书》?

　　本刊编辑部

　　6月下旬，老牌文化杂志《读书》忽然成为媒体焦点，一则关于《读书》可能更换主编的消息发布后，很快引发了讨论和争议。人事更迭，个中原因复杂，从一开始，我们就没将重点放在这里，而是希望通过对历任主编的访问，为读者展现一个杂志的生长和流变，希望通过《读书》的三代舵手，呈现他们在不同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下的选择；呈现他们源于共识以及各自的志向与趣味对《读书》的影响；呈现这个无人可以对其重要性忽略不计的载体最终托举出的时代图景。

　　很遗憾，我们的许多打算都落了空。敏感时刻，汪晖、吴彬等关键人物，最终没有接受访问。汪晖先生看过采访提纲后，原本已经同意见面受访，后来又改变主意，不愿意在这个时间接受采访。

　　吴彬女士自《读书》创刊效力至今，此次由编辑部主任升为执行主编，在任命下来之前，同样答应接受访问，很快又推辞了。她在电话中希望我们体谅，“我没想到会这么快下来一个任命，我原本想作为一个老的‘《读书》人’谈谈是可以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出来说些什么。”

　　我们当然尊重他们的考量和选择。然而对《读书》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的风云流转，我们仍不能放弃好奇：究竟是什么，使这本100多页的、装帧朴素的杂志，屡屡成为重要话题？

　　《读书》早年的受到关注，首先是因为提供了一个公共平台，这是一场温暖的记忆，几乎所有编者和读者都念念不忘，以至于多年之后，即便“已经读不懂”《读书》，范用先生还是保存了《读书》的全部合订本。当年，《读书》营造了一种追求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气场，尊重各方知识分子表达的自由；各人观点可能不同，但精神上有默契和基本共识。它谦卑地面对“一般读者”、“一般爱读书的人”，同时又以极大的勇气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一边写检讨，一边得尽了人心。

　　1996年，汪晖先生来了。接着，很多人抱怨读不懂《读书》了。范用先生读不懂了，沈昌文先生读不懂了，很多(这个“很多”无人做过精确统计)读者也读不懂了。当事人回忆，延请汪晖、黄平担任《读书》执行主编，最初只是想请他们“过来帮帮忙”。没想到，这个忙一帮就是10多年。

　　汪晖先生不是没有听到过批评之声。但他惊讶于“有关《读书》的说法就两句话：一是说不好读，二是说‘新左派’。”对前者他是承认的，但对“好读”不以为然。“消费主义文化创造了一种品位，它甚至会让学者们也用什么‘好读’或‘不好读’这样不是标准的标准对思想讨论加以评断。”他希望读者能够欣赏富穿透力的理论思考中的美感。对他本人调度下开始的《读书》向“社会问题”的全面转向，他的辩护听上去并无虚弱之感，“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我们都不能去触及，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读书》变成消费品吗？”

　　几年前，时任三联书店总经理的董秀玉接受采访时承认，选择学者担任主编，一个原因是学界不少人认为当时《读书》的学理根基差一些。此后学人们对于《读书》的诟病不在于此，而是如汪晖所说，批评它失去了公共平台的气质，成了“左派论坛”。

　　如果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导致了知识分子的分化，甚至形成了一些宗派，那么，正如查建英女士所说，“《读书》作为一个公共平台，如果对此有开放式呈现——论争中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哪些是误会哪些是误读，每种声音都说了些什么——呈现这样一张分化的图景，是极有价值的事。但是1996年以后的《读书》没有做到这一点。”

　　然而即便做到了这点，吕叔湘先生、老一辈编辑心中的“一般读者”或“一般读书人”，就会很受用这些仍然难免晦涩的争论吗？范用先生希望《读书》的读者对象，回到“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而这样的读者，显然不可能顾及汪晖先生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

　　《读书》是谁的？《读书》应该是谁的？让人读得懂的《读书》，可以选择回避一个时代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问题”吗？在人们抱怨《读书》难读的10年里，我们并没有看到另一本众望所归的好读而且有担当的“思想评论”杂志——原因的复杂也许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无法将这个实际上令读者大有损失的遗憾归咎于任何个人——如果我们有更多好的选择，或许就能容忍这一本从大众的喜闻乐见向着精英化的塔尖一路狂奔。

　　范用：给普通人办《读书》

　　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

　　本刊记者 高任飞 发自北京

　　7月11日，83岁的范用给潘振平、吴彬写了一封信。搁笔已久的他写道：“今天从《中华读书报》上获悉《读书》杂志‘换帅’，汪晖、黄平交担潘振平、吴彬，实现了我这一愿望。我相信关心《读书》的读者一定都很高兴。”

　　7月13日，这位《读书》杂志的创始人兼首位总经理，高兴地坐在位于北京二环路边上的公寓里，头发全白，一身精瘦，戴着那个招牌式的巨大眼镜，声若洪钟：“现在的杂志编得不好，我不大喜欢看。前两天换人了，把主编都换掉了。新换的这几个人(潘振平、吴彬)都编了10来年了，就由他们主编，不要请那些学者了。”

　　2005年，范用就曾在随笔集《泥土、脚印》中纪念《读书》300期一文中提到“希望《读书》办成适合像我这样的读者，不是为了做学问，只是业余喜欢看点书的人。”在范用看来，从1979年到2007年，在《读书》经历了范用/陈原，沈昌文，汪晖/黄平三个阶段的过程中，“内容越来越拔高了，文章又长又深，我看不懂，也都不大想看了。听说发行量也掉下来了，以前一直是稳定在10万份的。现在(新上任的主编)不是请的外面人，就是三联自己的人，特别是吴彬，她已经编了几十年了。希望《读书》能回到以前的样子。”

　　一定要注意标题

　　1938年，16岁的范用逃难到汉口，被读书生活出版社(三联书店前身)经理黄洛峰收留，那时，他还是一名仅读过4年小学的无知少年。进三联书店当练习生，开启了他这一生和出版业的割不断的联系。此后，范用在这里入党、成长，直至解放后出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三联书店总经理。

　　解放前，范用和他的朋友们——陈原、陈翰伯、倪子明等——陆陆续续一直在出版和读书相关的杂志。最早是1930年代在上海的《读书生活》半月刊，被查禁后又先后在沪渝两地出版过《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等杂志。

　　在范用看来，他操办过的这些读书杂志，都有一脉相承的特点，从内容上讲，“它们不是简单的书评杂志，而是比较广泛地谈文化问题、思想问题的，不限于读书的问题。” 从读者定位上讲，它们针对的是“喜欢看书的普通人”。

　　“文革”中，范用家里的书全部给抄走了，他不仅失去了看书的机会，还被扣上“走资派”这顶帽子。同时，他还和原商务印书馆馆长陈原、原国家出版局局长陈翰伯一起，被打为“陈范集团”。

　　“陈范集团”在干校劳动的时候，曾经合计，如果有机会出去，还是应该继续办读书类杂志。出去后，他们真的在第一时间开始筹办《读书》杂志。1979年，宗旨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的《读书》月刊正式出版发行。

　　尽管在范用任上，每期《读书》付印前，他都要亲自过目所有清样，但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便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长李洪林撰写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范用被“上面”找去谈话。

　　“新闻出版局找我去谈话，说你什么读书无禁区啊。我说你看文章没有，这个文章当时有个背景——‘四人帮’的时候不准我们看书，都是封资修，书店买不到书，现在就要打破这个禁区，所以就要写这个文章。而且文章后面也提到了，不好的书、对青少年有害的书是要批评要取缔不要出版，这些问题都讲了。所以有时候，(他们)文章也不看，就看一个标题。后来我们就说，以后注意一些，他们不看文章的，光看标题，光听汇报，所以以后我们标题注意一下。”

　　《读书无禁区》的标题本来是《打破读书禁区》，是范用在发稿前将它改为《读书无禁区》。从此以后，范用要求编辑部一定要养成“注意标题”的习惯，“直到今天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

　　包括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侄女吴彬在内，《读书》在创办初期，范用一共招来了5位编辑，分别是吴彬、杨丽华、贾宝兰、赵丽雅和董秀玉。“5人中，除杨丽华念过几天大学，其余都是高中生。”这5朵金花是范用的骄傲，因为“她们5位高中生办了一份给研究生看的杂志”。

　　流产的《生活》

　　在成功创办“给普通人看的”《读书》杂志后，范用也曾经打算再办一份读者定位稍有区别的杂志——半月刊《生活》。

　　1981年初，范用做了一份《生活》的样刊，在封面的出版说明中，他写道，“要办一个有个性的刊物；我们需要思想性散文；锐气不能低于当年的邹韬奋。”

　　而在封底的阐述中，范用表示这份杂志内容更广泛：“论述政治、经济、哲学、教育、文艺、历史、自然、社会风尚等等，强调思想性。”

　　这份试刊拥有相当豪华的撰稿阵容，内容包括李洪林的《发展变化和安定团结》、严秀的《为完全实现“第三样时代”而奋斗！》、钟惦—’的《赵丹绝笔》、姚洛的《岳飞和于谦》以及傅雷的《知识分子与节约时间》等。

　　这份试刊没有得到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的赞赏，因此最终未能面世。“他说他不赞成，我说你不赞成我就不出了，我尊重你的意见。”

　　为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办《读书》

　　范用家的客厅，东西两面墙全是字画、书籍和老照片，南北两墙则堆满了各式酒瓶，威士忌瓶已经全空了，白酒几乎都还未打开，至于红酒，范用几乎是得到一瓶，消灭一瓶。干红、干白现在是他的最爱，用一个带盖子的小玻璃杯装着，他随时都要抿那么一两口。好友丁聪是自己的酒友，“现在他身体不好了，我也不准他喝了。”

　　退休后，和好友丁聪等对饮两杯，读读“闲书”，几乎构成这位当年人称“范老板”的中国出版业行尊的全部生活内容。

　　1986年，范用和陈原逐渐离开《读书》杂志，由范用从人民出版社调来的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和三联书店总经理。后来，《读书》的内容开始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当沈昌文退位，三联做出让汪晖、黄平接任的决定的时候，范用并未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么多年下来，范用时代的《读书》杂志留下的痕迹逐渐消隐，保留得最好的“传统”也许就是他一手创立的“读书服务日”活动。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读书》杂志每月都会搞一个读书服务日活动。《读书》的骨干作者——在范用时代包括夏衍、陈原、郁风、陈翰伯、王蒙等众多大家——聚集在一起，“不开会，大家聊聊天，有什么意见就发表发表”。

　　现在，范用已经不再参加读书服务日，但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二，他依然会把在三联工作了几十年的10个老同志召集到一起，喝茶聊天。“大家都是十几二十岁就参加三联的老同志了。”

　　作为资深出版人，范用曾出版过几部重量级图书，其中包括巴金的《随想录》、陈白尘的《牛棚日记》和《傅雷家书》。

　　当年范用出版《随想录》一字未删，被巴金称为“是你们用辉煌的灯把我这部多灾多难的小著引进‘文明’书市”；陈白尘去世后，范用前往其女儿陈虹处取《牛棚日记》书稿时出了车祸，最终拄着拐杖出版了该书；而1983年出版《傅雷家书》的时候，傅聪在国内尚未平反，为了让该书得以面世，范用排除了各种难以想象的阻力。

　　范用同意《读书》的内容可以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但是，“她的读者对象，我看不要改变，就是喜欢看书、不是做学问的普通人。内容上可以有所改变。”

　　在7月11日致潘振平、吴彬的书信的最后，范用说：“我期待《读书》换帅后做到这一点。建议在《读书》编后记中重申我们办《读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