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几年前我就担心订数下滑

　　让人家懂是很难的，你要说得云山雾罩的很容易，因为说完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你说什么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彼时，丁聪已是久负盛名的漫画家，陈四益却刚在《暸望》周刊做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辑。为填充版面的不时之需，陈四益写了些短小的文言寓言，拿着华君武写的“介绍信”，敲响了“丁府”的小门，心下忐忑：丁聪在30年代就已成名的堂堂丁府，总该是比较“阔气”的吧？再怎么地，也该有个三室一厅吧？

　　结果他吃了一惊。房间逼仄，大间是丁聪岳母的卧室，小间则是丁聪夫妇的卧室兼书房兼画室。为了便于行走和工作，太太的那张折叠床，总是晚上打开，白天收起。书架上堆满了不说，地下、床边、桌上也到处是一堆堆的书山，无从落脚，一足不慎，怕会引起“山体滑坡”。

　　丁聪看了陈四益写的十几篇寓言，说，好，我画。

　　丁先生的“本事”

　　刚开始，陈四益写讽刺文章，丁聪画漫画，大家时常觉得跟丁聪合作的肯定是一个老头，而且写的是文言文，更应该是个老头了，所以都问丁先生，“跟你合作的那个老头是谁啊？”

　　丁聪先生自读书创刊后经常去“读书日”，即读书的编辑、作者和读者在一起闲聊、讨论选题之聚会。陈四益第一次参加“读书日”，丁聪便向他招手，让他过去坐定，而后才笑呵呵向大家介绍：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老头啊！

　　那时陈四益40出头，正当壮年。“1962年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63年做了一年学生工作，1964年做了一年‘四清’，1965年教了一年书，还没教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运动太多了。等陈四益真的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已经40多了。丁聪比他大了22岁，而陈四益还在念初中的时候，就已经看了小丁的漫画。他们是两代人。但在陈四益看来，两人却一点隔阂都没有。

　　那时陈四益的主要工作还是编《瞭望》，副业给《读书》写专栏。有时临发稿了，丁先生会打电话催。陈四益写完后，有时给丁聪先生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他就觉得特别抱歉。丁先生却从来都说，不急。

　　“丁先生的本事是，有的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画，但是到他手里他就能画出来。丁先生是上海人，我有时候说这个可能不好画，丁先生就慢悠悠地用上海腔说，我总归画得出来咯。”

　　陈四益拖着腔，惟妙惟肖地学着丁聪说话。

　　事实上，陈四益并非一早就给读书写专栏。他和丁聪合作的杂文与漫画，先是在《新观察》、《学习与研究》刊登，《支部生活》、《北京日报》也零星登过一些。这些都被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陈四益的专栏一停掉，擅长与作者“谈情说爱”的沈昌文就找上门，把陈请到了《读书》编辑部。

　　“陈文丁画”始于《百喻图》。自1984年起，到1995年止，历时11年。1991年结集为《绘图新百喻》；1997年结集为《绘图双百喻》，至今又近10年。

　　10年前，丁聪先生以80高龄患肾疾住院，割去了半个肾。手术后身体依然很虚弱，却对陈四益说，再画10年。果然又画了10年。

　　“一直到去年，他又摔了一跤，骨折住院，就不能再画了。”“陈文丁画”结集再版之时，陈四益把样书送到医院。丁聪看了书后，说，这个画家画得真好。丁太太说，他画得好，你是不是应该向他学习啊？丁聪慢慢地说，来不及了。

　　“那一段时间他连自己画的画都不记得了。过了几天之后逐渐逐渐恢复了，他认出他的画来了。他就说，这怎么那么有意思啊？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看，那么多年前画的东西，跟现代的情况还是那么贴切。

　　“当时我就说，‘丁先生咱们再画10年。’因为我想他已经90岁了，再画10年就100岁了。丁聪却无声地笑了，没搭这个话。”

　　书出版了，代表了他们20多年来的默契，陈四益兴致勃勃地说，“为我们20余年的合作画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过了几天，丁太太打电话来，“丁先生说咯，没有句号。”

　　这次采访陈四益先生，除了谈及与丁聪的合作，也谈及了《读书》“换帅”之事。

　　让人读懂难，云山雾罩易

　　人物周刊：现在似乎有些人诟病《读书》上很多文章晦涩难读，请你作为一个老作者谈谈对这样的文风的看法。

　　陈四益：我总觉得做杂志，不是学术刊物，文字最好通俗晓畅为好。工作够累的了，完了以后，我就想看些稍微轻松一点，思想品位高的，现在是让大家看那些比工作还要累的文章。

　　说得让人家懂是很难的，你要说得云山雾罩的很容易，因为说完了以后，人家也不知道你说什么，也不会来找你辩论，但是你要说得人家懂，首先你要懂，你懂了之后不一定说得出来，你还要把你懂的东西用大家都能懂的话说出来，同时还要准确，还要让不是专家的人也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不容易。

　　人物周刊：可能有些重要的问题必须讨论。

　　陈四益：必须讨论的文章也要看起来很明白，你不能说我是研究学问的，我喜欢这种文章，所以你也必须看这个文章，这是不行的。《读书》面对的是广大爱好读书的人，不是只给专家看的。

　　《读书》太学究气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沈昌文时期的《读书》，和汪晖时期的《读书》，其最大的不同，仅限于文章的晦涩与否？

　　陈四益：当然，现在从学术界来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词语系统，这套系统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

　　汪晖他们谈了许多三农问题，也做了很多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和调查报告，希望影响政府的政策，并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这些都是他们的责任心，是他们关注国计民生的表现。但是你的这些责任是不是合适放在《读书》上做？国务院的研究室，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做这种研究性的报告。

　　《读书》也可以写三农问题，但是《读书》写三农问题不是这种写法，因为它面对一般的读者，一般的读者无法更改政策的东西，他们希望了解三农问题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但是要长篇累牍把专家的讨论登在上面，我觉得这不是《读书》要承担的责任。

　　人物周刊：和《书屋》、《书城》、《阅读》这类杂志相比呢？《读书》现在的特点是什么？

　　陈四益：和这类刊物比，《读书》就显得太学院气，太学究气了。我听到很多人跟我讲，说我原来每年都看《读书》，现在我不看了。我问为什么。说看不懂。

　　《读书》从沈昌文那时候开始，从三四万本到五六万本，最后到10多万本，订数是逐年上升的。后来《读书》的面貌改变了，几年前，我就有点担心《读书》的订数下滑，但是他们告诉我还在上升。我就不说话了。但是这一次我看到，好像今年订数急剧下滑，我猜测是逐年下滑的。

　　不要以“左”“右”简单概括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这一次《读书》更换主编？

　　陈四益：如果说《读书》的订数不断下滑，影响到成本，这个时候换主编，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作为主编，他既然办这个刊物，他必定有他自己的主张，如果说出版者的理念和主编的理念不能相合，那么主编被辞去这个职务，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不认为换一个主编，《读书》肯定会如何如何，要皆大欢喜也并不容易。究竟如何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人物周刊：主编的性格、喜好、学养等决定了杂志的性质，之所以出现现在这种局面，是不是因为沈昌文和汪晖，一个作为出版家，一个作为学者，他们关心的问题不同？也有人认为这一次换主编是学派之间的斗争，在你看来是这么一回事吗？

　　陈四益：学派要有自己的主张，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我们有什么学派啊？至于说什么“新左”，我对这个不大熟悉，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观点就算是“新左”，什么样的观点就算是“老右”。我看刊物就谈刊物，不会用简单的“左”“右”去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