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每年通过行政复议解决八万多起行政争议

　　本报记者 李立

　　多年前，陕西省镇安县个别乡镇政府，强迫农民贷款从南方购买核桃树苗，结果这些树苗不适应镇安气候，春天发芽，冬季枯死，造成很大经济损失，引发群众长达5年的上访。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的老百姓也受过此类苦。以前有句话在当地很流行：“乡政府叫我们干什么赔什么，今后乡里叫干什么我们偏不干。”

　　但现在两个县的农民都不再这样说了，因为各乡镇政府学会了尊重农民愿意，种什么、养什么、做什么完全随心，政府就是提供法律、政策、信息、技术、资金等方面的服务，做农民致富的好帮手。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政府在考察中发现冰葡萄产业比较适合在当地发展，于是由乡政府组织引进冰葡萄苗先行试验，试验成功后靠公司运作，农民签订订单后，乡政府帮助村民和企业协调解决资金和技术上的问题。2006年全乡已发展冰葡萄5500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冰葡萄生产基地。

　　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5年间，这些转变在上上下下许多行政机关中悄然发生。

　　 从“三拍政策”到依法行政

　　这些转变，有实实在在的数据为证。记者从正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的全国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拿到了第一手数据。

　　过去，许多行政机关总认为，“红头”好使，导致“红头文件”满天飞，又多又滥。但现在，全国已有90%以上的市级政府和80%以上的县级政府，建立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2006年，全国31个省级政府和市县级政府经审查发现并纠正有问题的“红头文件”共1585件。“红头文件”扰民现象大为减少。

　　近几年来，我国每年通过行政复议解决8万多起行政争议，80%能做到“案结事了”。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级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1806件，省级政府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22000多件，基本砍掉了一半原有审批项目。目前，地方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共建立了2100多个综合性政府服务中心。

　　还有，政府立法透明度越来越高。2003年3月到2007年6月，国务院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法律议案29件，制定行政法规122件。同时，有规章制定权的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了2925件地方政府规章，起草了大量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制定了1099件部门规章。在这些大量立法的字里行间，频频闪现民众参与的智慧光芒。

　　另外，开展相对集中处罚权工作和推进行政执法责任制进展明显。目前我国已有一千多个地方政府开展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通过相对集中处罚权探索综合执法的领域，已从最初的城市管理逐步扩展到文化、旅游、矿山安全、农业、林业、水利等领域，执法力量五指握拳，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头执法、相互扯皮、执法力量薄弱等问题；随着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推进，各地区、各部门明确了行政执法职责，并展开执法量化考评、责任追究等。

　　……

　　一位参会者告诉记者，以往那种颇为盛行的“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出了问题拍屁股”的“三拍决策”行为，现在多被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论证和听取民意制度所取代，官员们真切感到“依法行政心里有底，拍脑门决策后患无穷”，许多老百姓也因参与决策感到当家作主的快乐。

　　有学者评价，2004年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推出，明显加速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步伐。但要实现纲要提出的用十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显然还任重道远。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就是对依法行政的重视，呈明显自上而下递减状。

　　大量行政争议集中在基层

　　最近发生的山西洪洞县黑砖窑事件和太湖大面积爆发蓝藻，再次暴露了政府监督管理的缺失。

　　权威专家指出，任何的行政越位、错位、缺位，都可能威胁到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失衡，以致公民权利受到损害。

　　行政机关的乱作为与不作为，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一幕幕的丑闻：比如，一些地方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乱占耕地、破坏资源、污染环境现象屡禁不止，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等过程中时有损害群众利益问题，黑恶势力限制人身自由、使用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亡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时有发生；一些地方和部门还在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导致铺张浪费、劳民伤财；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方面，存在错位、越位、管得过多的问题，在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方面，存在缺位、不到位、该管的没有管的问题等等。

　　一位参会的权威人士给记者分析道，上述现象，蕴含着一些深层次问题，表明推进依法行政尚有大量问题要解决：一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的一些法规、规章尚未出台，特别是社会发展领域的立法相对滞后，一些已出台的法规、规章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二是推进依法行政工作进展不平衡，工作力度有自上而下逐级递减的趋势，一些行政机关工作机制不够完善，责任不够明确；三是一些地方和领域重复执法、交叉执法、多头执法、执法力量分散的问题仍然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四是一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办事的意识淡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把依法行政与发展经济对立起来，一谈到经济发展，就不顾法律约束，擅闯法律“禁区”。

　　“市县政府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最多，直面各种关系与矛盾，因此市县政府能否做到依法行政事关重大、举足轻重。”安徽省法制办主任张武扬说。辽宁省副省长鲁昕也认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基础在市县，薄弱点也在市县，工作潜力和重点也在市县。”

　　有关统计表明，行政争议主要集中在基层，89.7%的行政复议案件的被申请人是地级市以下行政机关，70%的行政复议案件被申请人是市县两级政府部门。

　　全国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处在政府工作第一线的市县政府，将加速破冰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