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书记推行基层政改10年：国内首次直选乡镇长

　　有人说她是十年来基层政改最坚定的实践者，有人说她是共产党的“铁杆”党员，还有人说她的改革太超前，有人替她捏汗，“不会有好结果”。

　　在国内首次公选镇长(保石)、首次直选乡镇长(步云)、首次县级党代表直选，以及在党代会内部试行监督、决策、执行三权相互制约等一系列“超常”之举，皆出自她手。

　　十年来，她执着于基层民主实践，在西部开展的每一次大胆试验，都招来海内外大批记者，但她始终选择回避。

　　她经常说，只有执政党的成员不断探询改革出路，才能保证党的生机和活力，她还自称，自己是体制的受益者，党给自己太多，而自己却不能给党更多，为此时感愧疚。

　　近段时间，围绕着改革、民主等话题的讨论已呈现太多，2007年5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四川考察张锦明的十年改革，调查的结果也许能为读者提供独特视角，十年改革中的艰辛、青涩、游移、困惑、惊喜，也许值得改革设计者们仔细研究。

　　误识“民主”

　　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的电脑里珍藏着一本未完成的书稿，开篇即是，1998年的川北闭塞山乡，四个乡镇首破传统体制藩篱，实现乡镇长、党委书记公选的往事。

　　这是一段迄今仍令人感慨万端的传奇，始作俑者正是时任四川遂宁市市中区区委书记的张锦明。那一年，她41岁，自言受益于传统体制，终出任“主干道上的一把手”。

　　1998年初，上任区委书记数月，一个十分严峻的基层干部现状摆在面前：下辖四个乡镇领导班子多名成员相继出现经济问题，一些官场素来看好的下属，却还有另一副面孔。

　　一位镇长，酒酣之后，大笔一挥，就把老百姓集资的80万农村合作基金转贷他人，一去不回。另一事件则有些血腥，一位乡人武部长因怀疑党委书记在换届时对自己不利，竟将手榴弹扔进书记办公室。

　　有人责难，“你们是怎么选的干部？是不是你们的干部路线出了问题？”

　　张锦明很窝火：“我当书记才几天？你们问我，我去问谁？！”但她又不能这样说，“反正你现在是共产党的书记，问你就是问共产党！”

　　“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挽回一个基层党组织的信誉。”她后来总结道。

　　更现实的难题在于，从哪任命这么多干部去填补空缺？对这个新书记来讲，基于本能的考虑还包括：“若是区里任命，万一再出事，谁来承担责任？”

　　保石镇公选的念头由此而生，“大家来公选，风险至少可以分担。”这是一个初衷朴素又不乏政治实用主义色彩的念头。

　　1998年4月，保石镇实行镇长公选，六百多名

　　这暗合了当时四川省委组织部正在酝酿的扩大基层民主的考虑，不久，四川省电视台《今晚十分》和《共产党人》栏目公开赞誉其为四川省第一次乡镇公选试验。

　　这种赞赏令张锦明始料不及，她在日记中写下：“吏不畏我威，只畏我廉；民不求我能，只求我公！”

　　因此一役，随后的推进路线低调而前卫，几个月内跨过了基层民主几十年的“掣肘”：保石镇镇长候选人限制在党内提名，横山镇则开放了仅在党内的提名限制，而东禅和莲花两镇，则是从行政长官层面转为真正的“一把手”党委书记的党内公选。

　　而横山镇镇长出了“意外”，非中共党员的邓少斌公选胜出，“既然公选，就得民意为上，尊重规则。”在十年后，人们还在期待能有更多党外人士担任行政首长正职时，遂宁已经诞生了一个党外镇长。

　　她后来在回友人的信中说，“党的宗旨告诉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普遍性的合理要求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趋势加以引导，并组织他们以相对规范的形式表达出来，开展下去。”

　　这后半句“以相对规范的形式”，却是源于随后一场更惊心动魄的改革——步云直选。而这次大胆尝试，几乎使她坠入仕途深渊。

　　步云“冒进”

　　发生于1998年最后一月的步云直选，即便今天看来，依旧令人费解。

　　在《纽约时报》记者的眼中，这个昏暗白炽灯照耀下的贫困山乡，用古老算盘统计出来的简陋选票，只能用“中国的梦幻”来形容。

　　随后十年里，张锦明反复被问及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那样做？”

　　“现在的我会首先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寻找资源。”她承认，步云直选是机缘巧合，首先是为当时的民主气息而“心意迷乱”，“政治经验不丰富”。

　　步云“冒进”源于一番来自民间的抱怨，“公选啥子嘛，那些候选人还不是上面定？”乡镇公选后，部分老百姓依旧认为，所谓民意代表、村干部，还是被组织意图左右。这句无心之语，刺激了张锦明，顺理成章的逻辑是把选举权直接归于普通选民，公选变直选。

　　有人说，“只差一步了”，要是成了，咱就在乡口立一个“中国直选第一乡”的石碑。这多少撩拨着年轻区委书记“建功立业”的欲望。但也有人善意提醒，不能这么做。

　　她的书稿记下了张锦明当年的犹豫，“如果不做，今后何时才能做？我们不做谁做？现在想到了不做，会不会留下遗憾……”

　　最后她用这样一句话说服自己：“应该做一些比职务更有生命力的事情”。

　　让她决心一搏的另一细节是，1998年，在四川省一次县委书记培训会上，一位领导在讲话中提及，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乡镇长直选，她还记得，领导当时还笑着补充，“我们四川现在还没有乡镇直选嘛。”

　　张锦明以为，高层的宽容态度，可绝后顾之忧。事后证明，太过乐观。

　　选举当日，警察封住了步云乡各个出口以避免记者和其他无关人员进入。《华盛顿邮报》后来报道说，“嘘，这是一场秘密选举”。事先甚至没有正式请示上级党委，因为“若层层请示，谁来拍板？”

　　烟雨迷茫中，六千余名普通选民，扶老携幼，以手中的选票直接选官，乡镇人代会以确认的方式承认选民选举有效。一张当年的新闻照片甚至煽情地注解着，“在雨中，我们选择了你！”

　　政党提名的候选人谭晓秋成为中国第一位直选乡长，他的胜出，让张锦明松了口气，“如果是其他情况，也许结局麻烦。”

　　十年来，步云直选留给基层的意义被反复咂摸，“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一位党建专家说。而支持推进基层民主的学者则总结了三个收获：

　　事实证明，政党提名候选人顺利当选，并没有出现削弱党的领导的后果；

　　认为中国老百姓民主素质不够，缺乏参政激情和能力的判断受到质疑；

　　一直被视为不可克服的农村选举中贿选和宗族势力，并未干扰选举公正。

　　张锦明后来的总结被广为引用：“民主选举，在上层可能是一种复杂的制度设计，在地方是一个可以驾驭的组织过程，而在选民那里则是一个简单的操作技术。因为民主的本质是利益选择。”

　　但一位亲身经历步云直选的记者离开步云时断言，“张锦明不会有好结果的”，“因为改革者，多悲歌”。

　　“尊重体制，才能改良”

　　在那本书稿的扉页上，张锦明写道，“送给与我同舟共济的战友和亲人们”。

　　其实，步云直选前日，也是农历冬至日，她的内心十分忐忑，在信手撕下的一个纸片上赋词一首《冬至》，最后一句是：“激流，激流，可知那船沉浮？”

　　一语成谶，步云直选被意外曝光后(详见南方周末1999年1月15日《直选乡长》)，旋即风云变色。

　　同年召开的“两会”前夕，外国记者就步云试验追问中国官员，这是一个措手不及的问题。

　　“当时我把乌纱帽拎在手里，随时准备放下，”张锦明回忆当时度日如年，“谁都知道，政治错误，是一个永劫不复的坎儿”。不久，遂宁市人大领导叫她去谈话，大意是领导高度重视此事，“你们还是想办法纠正吧。”

　　张锦明说，“那样的话我们将无法向那么多的选民交代。”

　　她当年的一位下属，至今为一场苦涩的私下对话而动容：几位直选的策划者，包括张锦明竟一度开起“万一谁进去了，其他人要经常送饭”之类的玩笑。她甚至打定了丢官后去南方打工的主意。

　　1999年2月24日，省里有关部门通电各地，批评步云乡直选。而匪夷所思的是，这个批评没有文头，没有签名，历史将无法找到文件的制作者。

　　当天，她夜不能寐，感叹，“一电惊全省，梦断步云。丹心一片问苍天，相知谁人？”所幸，省委有关领导表现出极大的包容，认为步云试验创新精神可贵，试验结果可以观察。张锦明得以保全，不久调任遂宁市副市长，分管社会事务，离开了前沿舞台。她十分苦闷，上任伊始即申请外派挂职。

　　在北京的一次有关基层民主的研讨会上，她还听到社科院一位学者的批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想着突破体制，其实体制内的空间已足够。”

　　这令她颇为感慨，步云风波后，她亦陷入反思，“基层民主生长，土壤何其脆弱，过分冲撞原有体制，其实是堵塞革新之路”。

　　2002年，再次换届的步云启动了第二次民主选举试验，副市长张锦明请缨将步云列为自己的联系乡镇，在她的力推下，步云完成了一场被认为“完美”的体制内“直选”实践。

　　全体选民投票推选出一名乡长候选人，再由党委提名进入人代会等额选举，明眼人一看即知这背后的改革思路。张锦明说这是一次保留了直选内核的公选。

　　迥然不同的结局是，2003年，在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上，第二次的步云选举拔得头筹，从体制到民间获得了最大的肯定。

　　两次选举，本质未变，结局殊异，张锦明开始摆脱理想主义的色彩，她说，自己现在是胸怀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尊重体制，才能改良。”

　　其间，她的一位好友曾力荐其继续在步云直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的建议骇人听闻，包括竞选班子搭建、竞选资金的筹集等几乎完全西化的措施。张锦明断然拒绝，被朋友斥为“已然党化”，她不否认，“我是共产党的干部，当然要党化。”

　　一对好友终因理念分歧，分道扬镳，再无来往。

　　新闻回放：直选乡长

　　给改革者一个宽容空间

　　四川：中国基层民主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