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过后引发的思考

　　求医

　　癫痫？癔病？医院只能给他们留下一串问号

　　与洪水、地震、台风等天灾相比，雷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是个小数字，我国去年发生雷电灾害约两万起，717人死亡，640人受伤。美国有50到100例，德国只有3到7例。

　　由于受害者人数较少，对雷击引发的病症，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就连疾患与雷击的因果关系，目前都没有有力的数据佐证。

　　雷击当日，包括吴洁和扈维苇在内的48名伤者被送往开县人民医院抢救。在医院过完“六一”儿童节后，两人一起出院回家。医生说，经专家组检查鉴定，她们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正常。

　　“6月1日晚上，我还头疼得厉害，肚子也痛得厉害，医生给我打了针。”吴洁说，住院期间，她经常头疼。

　　爸爸吴宗林向医生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医生坚持说，吴洁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6月3日，女儿出院第二天，吴宗林匆匆前往重庆上班。一天二三十块的工钱，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吴宗林和妻子常年外出打工，把吴洁姐弟俩留给自己60多岁的爸爸妈妈和80多岁的爷爷奶奶照看。接到女儿遭遇雷击的电话后，为省下往返两百块钱的路费，吴宗林一个人赶往开县人民医院。

　　6月4日，吴宗林离家第二天，女儿突然昏厥抽搐。发作前后，她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做，懒懒地躺在凉席上直喊“头疼、腿疼、胳膊疼”。打电话给开县人民医院，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兴业村卫生所当医生的姐夫舒祖全找到自己的老师，一起商量着给吴洁开了药方：注射清开灵针、血塞通针等。药水一瓶一瓶地被推进体内，可吴洁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

　　吴宗林决定让女儿来重庆看病。6月17日，吴洁和爷爷转了三趟车，一大早出发，天擦黑才踏入爸爸的宿舍。

　　在重庆，吴宗林带女儿去新桥医院挂了个神经内科的专家号。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神经内科的实力在当地数一数二。专家让吴洁做脑电图：没有任何异常，诊断书上写道：雷击伤后，癫痫？

　　医生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问号。

　　吴宗林一遍一遍地问医生，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宁愿女儿是癫痫，甚至是比癫痫更严重的病。只要能有定论，不管这个病魔多么可怕，起码可以让他知道与谁搏斗，怎么搏斗。

　　另一个孩子——维苇去医院，也只得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6月24日，维苇跟着妈妈再次去开县人民医院，两天后拿到的诊断是：雷击伤后，癔病？

　　7月3日，维苇上午参加完期末考试，下午就跟着爸爸妈妈到重庆。本来，妈妈邓辉敏在

东莞打工，爸爸扈月术在青海打工。发生雷击后，为方便照顾女儿，夫妇俩决定回重庆找工。很快，他们在老乡开的石材厂落了脚。夫妇俩明确分工：丈夫去厂里打磨石板，妻子找医生给女儿看病。

　　7月6日，邓辉敏和女儿走进了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第二天出来的诊断结果同样是“癔病？”。医生说，在病灶不明的情况下，不要服用任何药物，多补充营养增加抵抗力就行。

　　吴宗林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女儿天天有肉吃，多跟女儿通几个电话。为此，他花580块钱在女儿床头装了部红艳艳的话机，花1700块钱搬了台橘黄色的星星牌

冰箱回家。这些钱，他要苦干两个多月才能挣够。

　　自我拯救

　　当难以找到有效的救济途径，家长发明了“心情疗法”

　　对于吴宗林来说，巨额治疗费同样令他头疼。

　　女儿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公司是不是应该赔偿？女儿是在学校受伤的，学校是不是也该赔偿？

　　保险公司的答复是，有“雷击导致目前病症”的医院证明才会赔付。吴宗林两次带女儿去医院，请医生开个证明，均被一口回绝，因为“如果开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女儿原先活蹦乱跳，自从雷击以后变了很多，浑身上下都是病，这显然是雷击造成的。但医院有机器查不出问题，死活不给开雷击导致病变的证明。”吴宗林一脸无奈地说，“一条路死了，其他路也跟着死。”

　　七个遇难学生都买了同一种保险，事后，其家属各得6000元左右的赔偿。“死了的才有几千块，活着的能给几个钱？”吴宗林又放弃了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念头。吴宗林向学校咨询，也碰了壁。兴业村小学负责人刘定松说，雷击是天灾，学校没有责任。

　　仅仅是天灾吗？这一说法早被否定。

　　兴业村小学的每间教室有6个窗户，每个窗上立着7根铁条。雷击发生后第二天，重庆市气象局调查，由于铁条未做接地处理，雷球飞来时无处放电，靠近窗户的学生成了电流入地的通道。7个学生都是在窗边倒下的。另外，学校没有安装避雷设施，也是伤亡严重的原因之一。

　　南京律师崔武认为，如果学校存在失职行为，要承担一定赔偿责任，但学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难有闲钱用来进行大额赔偿，而且学校财产是实施义务教育专用之物，不得提供担保，不得被用来抵债，法院不能变卖学校课桌椅子折现还债。吴宗林也在兴业村小学读过书。20多年过去了，学校还是老样子，桌椅板凳摇摇晃晃，教室地面坑坑洼洼。即使允许变卖校产，除了几间旧房，再找不出值钱的器件。

　　政府也许会管一管。

　　开县副县长邓有国及其秘书胡军答复，雷击受害者可从三方面寻求经济支持：第一，向义和镇政府申请困难救助，最高限额一千元。第二，从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最多可报住院费的40％，上限是一万元；第三，向保险公司索赔。在此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政府可以协调。至于学校和相关部门有无责任，再三追问也没有答案。

　　“索赔和报销，都得出具雷击导致病变的医学证明。”兴业村小学负责人刘定松补充了一句。

　　头疼，昏厥，乏力，烦躁，吴洁对此渐渐有些麻木了，不再带着哭腔喊疼，也不问爷爷她昏了多久。精神好些时，她会做暑假作业。只是，好多题不会做，“以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做上半个小时，头就疼。”

　　被雷击以来，吴洁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未及眉毛的刘海总是紧紧贴着额头，使小小的脑袋和大大的眼睛毫无遮拦。和爸爸妈妈通电话，或是看《大雄的猫狗时空传》和《猫和老鼠》，她的双眼才变得灵动起来，说话也会多些朝气。

　　“打针吃药，好像都没有逗她开心管用。”爸爸吴宗林说，自从装电话后，他几乎天天和女儿通电话，感觉女儿的脾气小了很多。心情一好，发病的次数和时间都会变少，“那580块钱花得值”。

　　吴宗林悟出的“心情疗法”，其实已有不少雷击后遗症患者在尝试。

　　上世纪90年代初，遭过雷击的美国人马斯布恩发起成立雷击幸存者自助协会。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会员们可以尽情倾诉自己的不幸。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交流，在倾诉中自我疗伤。

　　新学期，兴业村小学将迁入新校舍。吴洁已经盘算好了，开学时穿着新衣服去报到——一套天蓝色裙子，一双牛黄色皮鞋。“女儿喜欢和同学玩。”吴宗林知道，让女儿去上学有风险，但同学和老师给予的快乐是他无法给予的。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左志英（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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