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学子走下神坛路在何方

　　高考恢复30年之际，中国法学教育也年满三旬。作为“文革”后首批恢复法学专业的唯一专门院校，以首批即招收400人的大手笔等动作，西南政法学院创造了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个“神话”，形成了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如今，这个被歌乐山环抱的“小”院校，走出了中国法学界的众多“大”人物——江必新、龙宗智、周强、贺卫方、王卫国、梁治平、张建田、谢朝华、顾培东……他们光彩夺目的名字前面分别被冠以最高政法机关的管理者；杰出的法官、检察官；知名法学院校的掌门人；影响中外法学的学者，有的已闪耀在中国政坛高端。 顺着他们30年走过的足迹看今天，全国法学专业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223人到2007年的10多万人，增长了448倍。这意味着，江必新他们走过的高考“独木桥”已然拓展为“高速路”，大学已被请下“精英的神坛”，成为“大众的殿堂”。 然而，法学教育虽已“大众化”，司法职业却日益“精英化”，在这一矛盾面前，众多法律人开始了反思和探索：走下神坛的法科毕业生，路在何方？

　　本刊记者/吕娟

　　西政78，恰同学“青年”

　　提要：法学界传奇的“西南现象”，缘起高考恢复后第一批400名学子。

　　29年前，在通往重庆西南政法学院的某列火车上，张建田无法料想到，那位与自己热情握手的名叫周强的新学伴，会成为今天湖南省省长，而自己也从一个下过乡、当过兵的毛头小子，成长为中央军委法制局大校。 29年后，北京致公党副主委谢朝华提起自己的毛选英语学习法仍难掩自豪，知名法学学者顾培东还时不时借用同学龙宗智的“相对合理论”调侃：掌管自己母校的大权咋就落在这个当年皮白肤嫩、瘦小弱视的后生之手？ 29年，改变了很多西政人的命运：贺卫方从同学眼中的“羞涩聪明的小朋友”蜕变为中外闻名的学者；当过民兵连长的江必新成为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景汉朝、尹鲁先分别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江西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调皮活跃的李尚公名列北京十佳律师之首…… 而一切的改变，或许从1978年金秋十月的歌乐山下，便已注定。

　　“诺曼底登陆”

　　1978年9月27日，张建田从战友手中接过一封印有“西南政法学院”的贺信时，两手颤抖，片刻后，这个22岁的小伙子醒过了神，振臂欢呼：我考上了！ 上大学是支撑张建田度过上山下乡、当兵入伍的艰难岁月的唯一信念。张的父亲是老红军，解放后在闽中县城法院做院长，“文革”期间被关牛棚、打成右派。在一次次被批斗的过程中，曾经的英雄却因识字不多被一份份“检查”难倒。10岁的张建田在为父亲偷偷代笔写“检查”的时候暗自立誓，长大后一定要上大学，“离开这个难以名状的地方”。 1974年，张高中毕业，走上了上山下乡的“必由之路”。在农村做知青的两年间，为挣足工分，够得上“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的条件，18岁的他几次累晕在田间，一年便挣了3000多个工分。然而1976年，张建田一直焦急等待的高考却因唐山大

地震、毛泽东逝世、打倒“四人帮”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一再拖延。张被召回县造纸厂“以工代干”，上大学梦想的破灭令他欲哭无泪。 1976年12月，张从来县城征兵的人那里得知，只要在部队表现好就可以考大学，便义无反顾地放弃“留厂提干”的机会，兴冲冲地入了某陆军野战部队。然而，到了部队，张建田方知，“表现好”和“推荐上大学”，其实比在农村还难，“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的部队生活，令他感到大学梦的愈加渺茫。1978年初夏，他偶然间得知全国高校将首次实行统一招生，兴奋得四处打听，然而此时，所在团仅有的4个报考名额均已被占，张万念俱灰。几天后，一个报考战士决定放弃高考的消息传到张建田耳中，他希望重燃，到团政治处软磨硬泡地争得了这个替换名额，在仅剩的不足一个月的时间里，他背水一战，每天苦读到凌晨两三点，久悬的心终于在踏入考场的那一刻安静下来。 20岁的谢朝华拿到“西南政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小小地疑惑了一下，自己报的是家乡安徽周围的几个学校，却不意被西政这样的名校录取，还是自己一点都不懂的法律专业，但疑惑很快被当大学生的兴奋代替，村里要好的同学给他送来一个小本子表示隆重的祝贺，毕竟，他是全班68个文科生中，飞出的唯一一名大学生。 29年后，谢朝华的中学同学提起往事，仍不住地啧啧感叹，以谢当时的用功劲头，这个大学生不是他能是谁呢？谢家贫寒，初中毕业时，父母就不许他继续读书，谢朝华的老师苦口婆心，为他挣得了一个机会，从此，谢每周要回家干两天农活，田陇间时常因专注读书掉入泥沟，油气灯下的埋卷，高考前的半年，谢干脆在教室里的油灯燃尽后，跑到操场上借着月光苦读。 1978年10月初，一列列汽笛轰鸣的火车将422名掩不住激情与喜悦的年轻人从祖国四方的田间、工厂、部队、机关汇集到歌乐山下的西南政法学院，这是“文革”后全国首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在一节绿皮火车的车厢里，张建田眼尖地发现了在行李上同样贴着“西南政法学院”字样的同学，很快，聪明的他走遍了每一节车厢，找到了40多名日后亲爱的学伴。事后，张才得知，这一年，全国的考生共有610万人，仅录取40.2万人，录取比例尚不足7%，其中，法律本科仅招生729人，西南政法就占了半壁江山。 近30年后，步入中年的张建田问记者：为什么后来我们被别人称做是“诺曼底登陆”？你想，那么多不同经历，不同年龄的人，怀着同样的梦想在这一刻聚集，“文革”的压抑，上山下乡的艰辛，终于在这一刻被彻底抛诸脑后，我们摩拳擦掌，我们豪情万丈，像攻入城堡的战士，迅速冲向属于自己的高地。

　　占领东山大楼

　　“进了校门，整个学校基本上就是一栋楼，即所谓的‘东山大楼’。外墙红砖裸露、污迹斑驳，屋里门窗破旧、潮气逼人。像这样的一栋破楼，部分还被‘川外’占据。78级400多号人吃喝拉撒、学习睡觉在里面，实在别扭。重庆多阴雨天，出楼遍地泥泞，连走路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想起来真叫难受。”西政78级学生李尚公至今难忘到校第一天的情形。 1978年10月12日，复校后的西政迎来的第一次开学典礼是在一个抽干了水的游泳池中举行的。每个人心中暗藏着不满，但奇怪的是，老红军胡光校长一番讲话完毕，竟令大家重新激情澎湃，恨不得将手掌鼓得叭叭作响。 78级364名学生被分为10个班，此外，还有一个58名学生的师资班。 西政老师多用四川话授课，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开始时听得晕头转向，似懂非懂，但不久以后，便脚穿“孩子”、骂必“锤子”、开口就是“格老子”。很快，现学现卖的同学们又给西南政法取了“稀烂”政法的川语谐音,聊以自嘲。 在西政，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某日晨，某君口诵英语，徜徉于操场一角，侧有一跑步者，往复不止，某君不胜其扰，厉声曰：“呔！我是78级的！”跑步者不甘示弱，对曰：“我也是78级的！”多年后，7班的梁治平在《我的大学》一文中分析，在西政的校史上，78级的称谓有其特殊的意义，新生入校即无学长，是头生子，老大哥，集万千宠爱，梁治平反思，这多少助长了78级的“跋扈之气”。而那场入学后没多久就与四川外语学院发生的夺楼事件便似乎是一个小小例证，虽然多年后，这些成长为中国法制战线英才的同学们多是怀着一种对年少轻狂的留恋进行追忆。 入学几个月后，被拥挤的宿舍、污泥遍布的食堂、空气污浊的教学楼弄得心情沮丧的同学们得知是“川外”趁“文革”动乱“抢占”了他们原本秀丽的校园与校舍，内心的怨恨不满终于酿成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冲突”。 “趁‘川外’实习搬家之机，抢占宿舍大战就此开始。在狭窄的楼道里，先是双方进行对峙，然后开打。我们拿着凳子腿、笤帚、暖壶、拖把，把‘川外’的人慢慢逼退，最后赶出东山大楼。这样的战斗持续了几天，终于制服了‘川外’，使他们走上了告状的道路。” 张建田回忆，这场“战斗”中，西政共有30多人挂花负伤，但大家无不面容自豪。 为巩固战果，4班的邢志来等4人迅速抢占了一间宿舍，“四张上下铺的床，一人一张，爽！”为此，4人跑到解放碑，一人一碗麻辣小面表示庆祝，但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西政校方与“川外”妥协，学生们无奈地从大局出发，从占领的宿舍撤兵，回到了20人一间的大宿舍。 但年轻的心是容易遗忘不悦并滋生快乐的，很快，400多名学生习惯了周遭艰苦的学习环境，在老师们无尽的关爱与教诲下，精力重回课堂，在庄严肃穆的烈士墓旁早读，在渣滓洞、白公馆前上课，在草木葱茏的歌乐山下沉思散步，甚至那条泥泞的通往“川外”教学区的打开水之路，也平添了几分浪漫，“每天吃过晚饭，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提瓶携桶，从东山下山，穿过大操场，再爬上‘川外’的山，到水房打开水，于是，就有不少与‘川外’女生同行者,趁此机会，边走边摆起了‘龙门阵’，最后共结‘法外’之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7月下半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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