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广告费高 控烟宣传费少

　　《新京报》：不过，目前卷烟在许多国人中还有很大的市场吧？

　　崔：现在中国人还在拿卷烟作为礼品互赠。在中国餐厅禁烟，餐馆老板不干；在法院、公安局禁烟，人家说我们就靠敬烟来缓解气氛；知识分子靠烟来产生灵感等等。

　　在这么一个卷烟文化盛行的阶段来谈禁烟，甚至要想实现3年之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真的是很难的。

　　《新京报》：你个人吸烟吗？在公共场所看到吸烟者，你会怎么做？

　　崔：我个人不吸烟。但是控烟领域的专家中也有吸烟的，这个有一定的成瘾性。

　　在公共场所看到吸烟者，一般我都不会去说什么。但是在我所在的学校———首都医科大学，学生和老师都知道我是做控烟的，他们不会在我面前抽烟。如果我见到有人吸烟，我会告诉他，最好不要在学校里抽。

　　控烟成本 烟草广告费高，控烟宣传费少

　　《新京报》：控烟立法和执法上，现在还有很大空缺？

　　崔：目前我们卫生监督执行的卫生法律法规很多，除了《公共场所管理条例》外，还有《食品卫生法》等等。所谓“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大气”，这些都是卫生监督那几个人在做，发生的案件都要逐个立案调查，控烟对他们来说，等于又增加了很大的一块卫生管理工作。

　　就现行编制来看，卫生执法人员往往难以承受。所以，在一些国家为禁烟专门设立了禁烟警察，包括消防警察、治安警察，甚至老百姓也可以举报违法吸烟行为。

　　《新京报》：现在北京对控烟工作是怎么管理的？

　　崔：北京的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督执法，不完全是由卫生监督部门在做，而是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下面设立的一支控烟队伍在做。

　　这支队伍有八万名卫生检查员和卫生监督员，几乎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卫生检查员，他们以兼职为主，卫生检查员能够对个人违法行为罚款，而卫生监督员能够对单位违反《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条例》进行高额罚款。

　　现在我们的条例征求意见稿，只是对管理者的处罚，没有对个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国际上禁烟严格的国家和地区对个人的罚款额度都定得很高，如我国香港地区对违法吸烟罚款高达5000港元。

　　《新京报》：中国的控烟运动也一直面临着资金不足的瓶颈？

　　崔：没错。我国烟草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是惊人的，而我们控烟的宣传费用却少得可怜。如果像其他国家一样，提高烟草税，或从烟草税中拿出1%来控烟，就可以大大提高全国控烟的宣传、教育和奖励水平。

　　前一段有专家提议提高烟草税，遭到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是，我们国家的税收已经比较高了，不好再增加税率。但事实上，中国的烟草税和国际标准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新京报》：提高烟草税能收到怎样的效果呢？

　　崔：按照FCTC的基本观点，提高烟草税，可以降低青少年和穷人的吸烟率，而且使地区烟草税收的总额不下降。美国最近又在讨论，每盒烟加税6.25美元，认为这是一举双赢的好事。但在我国需要不断与全国人大和

　　去年1月9日北京市召集部分人大代表开会时提出，可否增加一个“吸烟与健康附加税”，用专项税的钱，做对吸烟者的宣教和戒烟支持。但是国家在确立新的税种方面有很多限制。

　　我们希望北京能作为试点单位带头做起来，但这个做法要得到全市人民的支持才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吴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