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集团总裁周海江：“党委是集团的政治核心”

　　民企党代表再添新面孔。

　　2007年6月7日，在江苏省党代会上，来自无锡的民营企业红豆集团总裁、党委副书记周海江被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出席党的十七大的代表资格，届时还需经党的十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

　　据新华社8月2日消息，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而其中，新经济组织的的十七大代表人选，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周海江之外，江苏的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龙、浙江万丰奥特董事长陈爱莲、山西沁新煤焦(集团)董事长孙宏原也顺利当选为中共十七大代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本企业集团的党委书记。

　　在去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加强党的领导”一章下首次明确提出了：“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发挥基层党组织凝聚人心、推动发展、促进和谐的作用。”

　　作为新经济组织代表，上述新经济组织党员代表同样经受了这次十七大党代表选举的严格程序。

　　红豆集团的一位高层向记者透露，在十七大党代表选举期间，组织部门几次来到红豆集团，了解情况。调查的问题非常细致和广泛。除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经营情况之外，还有诸如，“周总的妻子，是不是在企业上班，有没有搞特殊待遇，是否上班迟到早退等”。

　　7月底，刚刚当选为十七大党代表的周海江在无锡接受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此时，江苏无锡太湖蓝藻风波还未停息，而在无锡太湖边上一个叫东港镇的小镇，却异常平静。东港镇的经济结构比较特殊，它一半以上的GDP和财政收入来自于红豆集团。作为一家年销售超百亿的服装制造、机动车制造、轮胎制造的企业集团，红豆集团同样平静。

　　周海江是红豆集团新的领军人。他告诉记者：早在十年前，红豆集团就主动进行废水治理。如今红豆集团耗费近一个亿建立的污水处理厂，日污水处理能力达到1万吨规模，不仅解决了本集团废水处理，同时也承担了当地其他企业的废水处理。

　　约束和激励周海江的是一个红色的身份——红豆集团党委副书记。而集团党委书记正是他的父亲，周耀庭，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苏南模式绕不开的人物。

　　在本报记者对话周海江时，一个需要不断询问的问题是：致力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红豆集团与党建工作，是否存在着历史因然和逻辑必然关系？

　　红豆之红

　　《21世纪》：红豆作为一家民营企业，为什么要成立党委？

　　周海江：1957年，我爷爷当时还是一个弹棉花匠。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之后，村里三个弹棉花匠成立了弹棉花合作社。1958年我爷爷入了党。这个合作社就是现在红豆集团的前身。

　　1983年，当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父亲接手。1988年我从河海大学辞职加盟，当时我已经是党员。所以从一开始，这个企业因为是集体企业，入党就是一个传统。

　　1997年，无锡发生了邓彬非法集资大案。我们东港镇所在的锡山区，一大批企业倒在了非法集资上。银行收贷，人心浮动。

　　因为我们是集体企业转制，企业当中除了我父亲和我之外，许多股东和管理层，也是党员。党员当中，大部分人对政策和政府运行比较熟悉。在危机下，这些党员就自动召集起来开会分析情况，制定应急措施。

　　结果我们挺过了这个难关。后来，因为积极还贷、信誉好，银行重新给我们贷款。而通过这次危机处理，就决定在红豆集团成立党委，很快被批准。党员股东、党员干部组织起来，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组织力量、素质和自觉性这就是党委成立后给红豆带来的活力。

　　《21世纪》：红豆党委、董事会和经营层之间什么关系？

　　周海江：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三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关系。成立红豆集团党委之后，事实上是把上述三者给统一起来了。因为集团党委的9位委员分布在三者之间。党委会就是统一了三者相对独立的关系。

　　但同时我们也强调，在经营上，党委不能进行任何干预，这是确保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我们把党委作为集团的政治核心，主要是在思想上、舆论和文化建设上发挥作用，在培养干部、抓学习和科学管理上进行组织。

　　比如，在党委民主生活会上，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可以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做得不好，民主生活会就很难过关。但如果没有这个民主生活会，这样的坦诚沟通非常困难。

　　15年改制

　　《21世纪》：红豆集团有800多个股东，仅大股东就有50多位。红豆集团到底是谁的企业？

　　周海江：1993年，我们谋划股份制时，当时十四大还没有召开，人们说我们是搞资本主义。1999年，我们反对把集体资产分掉，又有人说我们是搞社会主义。

　　但经过将近15年的改革，目前红豆的股权结构逐渐合理。红豆集团有两层架构，一个是集团层面的，另一个是集团下属企业层面的，两者的关系是，集团层面控股下属企业50-60%股份。

　　集团层面，我们家只有30%的股份，因此也就只有相对拥有集团下属企业15%的股份。而其他股份分别由集团管理层和下属公司的管理层持有。所以说，红豆不是属于我们周家的，我们的股份也远没有到绝对控股。

　　《21世纪》：红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早进行改制的乡镇企业。从1993年到现在，将近15年过去了，为什么会形成如今这样一个分散的股权结构？或者说，以你父亲和你的能力，可以把红豆完全变为私有？

　　周海江：我和父亲有一个共识，对企业发展来说，并不是我们家的股份越多越好。

　　1993年，苏南模式和苏南乡镇企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当时有两大争议，一个就是主张分掉集体企业；另一个就是改制。

　　当时我们镇里，有一家规模5000万的企业，但最后这家企业卖给了二十多个人后，有人拿走了技术车间，有人端走了销售渠道，这家企业不久就没有了。

　　我们意识到要满足大家当老板的愿望，就要在集体资产不动的前提下，让大家参股，工作拿工资，年底按股拿分红。而且职工还可以把奖金、报酬不断放到企业里，增资扩股。

　　《21世纪》：苏南乡镇企业当时都有政府的影子，红豆是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股权关系呢？

　　周海江：到现在，镇政府在红豆的股份已经完全退出了。红豆目前每年上交的利税，占了东港镇的一半以上，所以说企业的发展，镇政府还是受益不小的。

　　1993年改制的时候，我们提出镇政府的股份应该控制在20%，镇政府不同意，要占50%以上，占控股地位。我们当时认为，不行，因为控制的那一部分产权不明晰，镇有资产是人人所有的产权结构，全镇人民对资产没有关切度，对企业来说，员工没有原动力。最后，镇政府股权退到了30%。因为企业的员工是把奖金和报酬不断放到企业里，进行增资扩股，政府的分红每年都拿回去，股权结构就逐年缩小。

　　民主红豆

　　《21世纪》：听说你这个总裁，不是你父亲指定的，也不是董事会任命的，却是通过海选选上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海江：1997年，我跟随江苏一些地厅级干部到美国培训，发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能仅仅依靠资本的纽带，要把选择权交给大家，竞争上岗，让每一个股东和企业职工享有平等机会。

　　当时海选总裁是先从集团干部中选取20人，然后依次对这20人无记名投票，变为4名候选人，再从4名候选人当中淘汰二人，最后剩下的两个人进行最终竞争。我很荣幸，得到了股东和员工的支持，成为红豆历史上，第一个通过海选产生的总裁。

　　这个海选制度已经在红豆固定下来。此后，凡是各个管理岗位出现空缺、或者管理岗位有人因为没有完成目标的，岗位都要重新竞争上岗。我们原来有一个西服厂，请了一位上海国营厂长主管，结果一年下来亏了100多万。后来，在竞争上岗中，一位刚毕业没几年，年仅30岁的大学生在海选中上来了，一年后，在集团没有增加一分钱投入下，扭亏为盈。

　　不仅公司管理层，作为制度和文化，红豆党委也已经进行“公推直选”试点，我们这一届党委的9个委员，都是由全体党员和党外人员参加的民主推荐大会上初步产生14名候选人的基础上，再经镇党委票决11人正式候选人后，再经过民主直选出9位党委委员。本报记者 张凤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