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钱庄案频发警示：立法与实践仍存在难题

　　新闻快读 “地下钱庄”这4个字近来频频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先是涉案金额高达53亿元的上海最大规模地下钱庄案一审宣判，紧接着国家外汇管理局又透露，近日在深圳捣毁一个大规模地下钱庄，这一地下钱庄2006年以来交易金额达43亿元，交易主体不乏“国内知名大型国有企业”。

　　地下钱庄案为何频发？法律专家指出，根本原因在于有关立法与实践目前仍存在难题。

　　本报北京8月8日讯 8月6日，涉案金额高达53亿元的上海最大规模地下钱庄案一审宣判。4名被告人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陈培祥被以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9年不等，其中新加坡籍被告人罗怀韬、莫国基、李启荣被并处驱逐出境。

　　几乎就在此案一审尘埃落定的同时，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又爆出一个惊人消息：外管局深圳分局和当地公安局日前联合行动，成功捣毁一个大型地下钱庄，当场抓获包括地下钱庄老板杜某等在内的犯罪嫌疑人6名，冻结涉案账户55个约420万元人民币。该地下钱庄仅2006年以来交易金额便达43亿元，交易主体不乏“国内知名大型国有企业”。

　　而就在两个多月前，江苏省南京市警方也破获了一起地下钱庄大案，涉案金额高达14亿元，抓获沙某等3名“家族式”非法倒卖外汇犯罪嫌疑人。

　　 地下钱庄案为何频发

　　“每每以惊天涉案金额出现的地下钱庄，都在提醒人们，有关地下钱庄的立法与实践目前仍是棘手的难题。”8月8日，一位多年研究金融犯罪的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地下钱庄，听起来有点高深莫测，可在上海最大规模地下钱庄案中，罗怀韬等人的作案手段又似乎非常简单。他们所做的，就是奔波在大大小小的商业银行之间，不停地存钱取钱。

　　2003年12月，罗怀韬受新加坡欢裕公司老板指使，来到我国江苏省苏州市，租了一间民居作欢裕公司的办事处。罗怀韬的工作，就是以其本人名义在苏州市工行、农行等各大银行开设多个私人储蓄账户，采用境内支付和收取人民币资金、境外收取和支付相应外汇资金等方式，擅自在我国外汇指定银行和我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从事新加坡元与人民币买卖业务。

　　2004年春节后，罗怀韬又受“老板”指使转战到了上海，与同样受“老板”指使来我国的莫国基一起，开设多个私人储蓄账户跨国非法买卖外汇。同年，新加坡人李启荣和中国人陈培祥也逐渐加入到他们的业务中来。

　　“两年多时间做了两万多笔交易，平均每天至少要完成25笔交易，他们每天就是不停地跑不同的银行。”一位公诉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罗怀韬等人最多一天曾交易了239笔，过账的金额达到2400多万元。”

　　“在私人账户里存钱转账，虽然比较频繁，但这样非法买卖外汇的隐蔽性还是非常高的。”这位检察官认为。

　　罗案几乎符合了公安部披露的我国目前存在的地下钱庄所有特点：经营手段隐蔽；往往依托合法金融机构的结算网络进行非法交易；跨境交易多，涉及经营金额巨大。

　　据记者了解，地下钱庄在我国大量滋生是近几年的事情。1999年以前发现的地下钱庄一般都局限在民间交易，金额也在数千元到几万元。此后随着沿海地区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资金不断充裕，地下钱庄也随之飞速壮大起来。如今，被查处的一些地下钱庄，其交易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而是外商投资企业或国有外贸公司，交易额往往在数百万元。浙江、广东等地的地下钱庄甚至出现了集团化趋势。同时，地下钱庄的触角逐渐由东南沿海延伸至内陆地区，在新疆、河南、山西等地均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地下钱庄。

　　据统计，仅2006年一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就在全国范围内共捣毁70多个地下钱庄及非法外汇交易窝点。

　　“地下钱庄案为何频发？其实，这并非是有关部门的打击工作不够严厉，而是因为制度漏洞使得打击工作遭遇多重法律难题，陷入了困境。”一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