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砖窑事件看中国社会的公平发展权

　　唐昊：首先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今天我来的比较早，看到这么多朋友汇集在这里，我也有一点感动，在广州，我们有参与公共生活的传统，而这个所谓的传统被培育起来，其实也不过是这几年的事情。以前的岭南大讲坛在中山图书馆，今天我也看到了很多那时就见过的熟悉的脸孔。我想这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精神，在当下的中国，这也是最迫切需要我们发扬的精神——只有参与公共生活，才能成为“公民”，这个字眼一定要在实践中才能体现其价值。在雅典时代，人们有参与公共生活的习惯，是因为奴隶把他们能够做的事情都做了，他们只好去玩政治，而今天，我们事实上是在利用宝贵的、能够创造经济价值的时间，来参与公共事务的探讨，表明我们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对我们的后代和未来，其实有着挥之不去的责任感。

　　下面进入具体讲座的内容。

　　第一部分 当代中国社会公平发展权的现状

　　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发展权

　　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概念，在中国社会已探讨多年，但还是经常有一些误解，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环境保护的概念，或者主要是环境保护的概念。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理解可持续发展，就很难达到可持续发展所设定的目标。更有甚者，我们有可能用这样一种环境议题，掩盖迫使可持续发展无法持续的许多深层次问题的存在。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四方面原则：代际公平原则、代内公平原则、可持续利用原则、环境与发展一体化原则。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强调环境代际公平，就多多少少有一点伪善、虚伪的成分，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在当代人的范围内，都实现不了公平发展的权利，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所谓对后世子孙关于公平的承诺。所以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第二个原则，代内公平原则，即当代人如何公平地享有发展的权利。我认为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则。下面我们从一些具体事件来观察中国社会公平发展权在现实中所受到的损害。

　　人权与猪权

　　我六月份知道黑砖窑事件存在的时候，第一个印象，跟很多朋友一样，马上浮想起四年前在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从孙志刚事件到黑砖窑事件，意味着中国进步的进程，缓慢到令人难以容忍。孙志刚事件凸现了中国社会缺乏生存权的问题，而黑砖窑事件不但意味着生存权和自由权被剥夺，也暗示了一个群体，甚至这个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在发展权上被不公平对待。

　　谈到生存权和发展权，如果大家的记忆力还比较好的话，我们会想起来，十几年前，一谈到中国人权状况，就会经常说中国已经解决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并以此作为我们向世界夸耀的资本和证据。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话语，一提到人权，马上就归结于生存权和发展权。但是，如果人权仅仅是等于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话，我们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自己和一头猪区别开来。我们知道，猪也是有生存权的，而且生存的质量还不错，每天吃的很饱，不用为了毕业找工作而忧心忡忡，或者早上六点钟就要出去上班，搞的自己筋疲力尽，还要受老板的气，猪待在那里就有东西吃，生存的质量并不低，长的一个一个那么胖。而且更加令人气愤的是，猪还有发展权，它每天都要长肉，一天不长十斤、八斤不自在，如果它不长肉，或者自身不发展，他的主人也会想尽方法促进它发展，所以它享有发展权，每天都在发展。而我们的人权之所以和猪权不同，就是因为它赋予生存和发展的含义不一样，甚至在生存权和发展权之外，我们还享有一些不同于动物的权利。我当时的想法是，我们既然已经解决了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应该向更高的权利迈进，使得我们中国人能够拥有更多的权利，更自由的发展。但是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即使最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还没有完全解决。黑砖窑事件，以及其他一些事件把中国社会打回了原型——我们必须从最基础的一些权利开始，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人，哪怕是作为一头猪，都应该具备的权利，我们必须从这里起步，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状。

　　公平发展权遭受侵害的案例之一——黑砖窑事件

　　对于黑砖窑事件，很多学者、媒体记者，乃至一些有正义感的官员，都对事件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中肯的评价，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方面的内容应该很多了。我这里不想冷酷无情的分析一个事件背后的成因、经过、结果等，但是黑砖窑给我们的启示，可能有几点要注意的。

　　其一，黑砖窑所凸现出的童工问题、奴役劳工的问题，绝对不仅仅是山西的问题，广东也有类似强迫劳动的情况存在，甚至它也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童工在当今的世界上，人数达到2.46亿，其中大部分在亚洲，亚洲童工有1.27亿。这是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数据。为什么童工会大量的出现，强迫劳动、血汗工厂等等损害劳工权利的情况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大量出现？应该说，这是一个由片面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的、不可避免、而且会在今后可预见的时间将愈演愈烈的问题。

　　为什么说它不可避免？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全球化，在所有的生产要素里，资本、技术、贸易机会、市场体制，这样的一些以资本为核心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的生产要素全部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但唯有一种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就是劳动力。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自由即权力，可是当所有其他要素都可以通过自由获得更大的发展权利时，唯有劳动力要摆在供人挑选的位置。现在资本是走遍全球挑选最廉价、最便宜的劳动力，因此出现了劳动力之间的恶性竞争，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竞争劳动力的低廉，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敢采取更多保护工人的措施。这种恶性竞争在没有外在约束的情况下会走向极端化，使劳动力价格一降再降，成本一压再压，直到使用童工、女工、奴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反对童工公约等国际文件出台了六十年之后，童工现象反而大面积复兴。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是感觉无处着手，简单地禁止童工，可能也不符合我们说的“经济规律”，更会带来相反的效果。尼泊尔在1990年曾被披露在地毯行业大量雇佣童工，大部分都是女童工，被大家认为不人道，很多人抵制尼泊尔地毯，于是尼泊尔大量解雇童工，但是这些童工的家庭仍然贫困，于是有5000-7000女童工沦为雏妓，命运更为悲惨。所以说，劳工权益受损，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正在发生的难于解决的现实。

　　其二，黑砖窑事件的获益者远比我们知道的更多。发展权本身是有限的资源，有一部分人受损，必然有一部分人受益。劳工的权益受到损害，必然有另外一些利益集团从中获益。人贩子、窑主、某些地方官员自然是获益者，但其他人呢？那些买到黑砖窑出的廉价砖盖房子的人，或者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普通人等等，他们同样是这个残酷悲剧的获益者。这些所谓的反公平发展权的利益集团，我们也许在还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就可能一不小心成为其中的一员。

　　其三，黑砖窑事件曝露制度缺陷。在一部分群体非常虚弱，而另外一些群体非常强大，力量不平均的情况下，靠他们之间的自由博弈得到公平发展的结果，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的方法是以外在的制度进行规范，使均衡发展成为可能。在黑砖窑事件中至少五个方面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制度、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全国性的失踪人口登记制度，再有地方政府的问责制度，还有新闻自由制度。这几个方面，我们很容易发现哪一个制度是最重要的。是第四点，就是政府问责制度。没有这一点，意味着这种保护公平发展权的努力，永远不可能有主动出击的一天。

　　案例之二——环境危机的背后

　　环境危机最近不断在中国地面上、水面上浮现出来，太湖蓝藻事件、厦门PX事件，实际上都是环境危机直接和人们日常生活正面接触的事件。仅仅在十年前，我们还觉得保护环境问题离我们很远，保护环境的人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就是深入大山保护老虎、黑熊的人，是远离都市、远离尘嚣的人。但是今天环境问题已经迫近到我们的身边，或者说迫近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这种状况下，我们需要怎样认识环境问题？

　　环境危机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对于公平发展权的破坏，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环境危机的获益者是谁呢？只能是这个世界的少数人，如重化工企业、少数能够从中谋取利润的一些灰色人员等。而造成的环境恶果却要每一个普通市民承受，而且这种承受是双重的：一方面我们要忍受水资源污染对于我们身体的伤害，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还要掏钱，来弥补这些企业他们对于环境污染造成的破坏。这是我们对环境污染双重的付出。这些环境危机也体现出环境资源的分配，其实对每一个群体来讲，并不是完全公平的，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案例之三——

　　第三个事件，我要谈到房价的上涨。房价上涨在今天来讲，最直接剥夺的就是白领阶层的再发展能力。房价现在不高不低，尽管大家认为价格很高了，但是如果你实在买不起的话，可能也不会觉得这个价格特别高，或者对这个概念不敏感。正是因为处在能买得起、又很心痛的这样一个区间，才会对房价这么敏感。这些人是谁呢？是中国社会这二十几年培养起来的潜在的中产阶级，或者说白领阶层、小资等。真正的穷人，不要说房价一万，就是降到六千、降到二千也买不起；至于说更高收入的人，不在乎房价在一万或者一万八。这样的情况下，高房价伤害的是特定的一群人，这些人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中坚，处在创造最大价值的年龄段，同时他们也负担着这个社会的主要责任，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一个小孩，所有的担子压在他们的身上。而房价的上升迫使他们把以后几十年打工的收入拿出来买房。这些收入本来可以用做他们自己再教育，读一个新学位，或者投资，或者参与小型企业的创业，寻求进一步上升的路径。所以高房价实际上透支的不仅仅是钱，而是透支这些人不断往上发展的路径，对这些人的发展权是一个明目张胆的伤害。

　　案例之四——中小民企因何大量破产？

　　中小民营企业在1999年还有3160万家，这几年下来减少了770万家，大量企业破产。中小民企发展在中国面临极大的困境。前年安徽一个论坛，给一千多个企业家发问卷，问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70%的人填的是融资难，缺再发展的资金。从银行贷款很难，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垄断企业，或外资企业。在这几种企业的挤压下，中小民营企业的空间非常小。要知道，在工业企业里，利润达到1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现在融资的成本就要达到12%，还没有算上市场准入成本，以及税负。中国企业的税负在全世界排第三位。于是中小民企在中国平均寿命只有2.9年。中小民企发展困难甚至大量破产，意味着它们的公平发展权被剥夺。

　　为什么现在说创业难、就业也难，就是因为我们的企业少。很多城市政府关注的是吸引大项目、大投资。但问题是，小城市可以依靠大项目发展，大城市反而是靠中小企业发展的，原因很简单，你对大项目进行扶持，是几个点的增长，而中小企业的增长则是面的增长，因为只有某种覆盖性很广的制度才能够使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受益，这样的情况下经济才有可能获得大的发展。

　　案例之五——知识产权与人权的矛盾

　　今天的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已经到了一个走火入魔的地步。迪士尼的知识产权到了不可思议的90年，这究竟是保护米老鼠的作者，还是保护那个巨无霸跨国公司？世界抗艾滋病医药展上正在展出世界上抗艾最尖端的技术、最好的药物。我们知道世界上艾滋病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是在非洲，但是在非洲这些药卖到多少钱？15000美元一年疗程，非洲许多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超过四五百美元，15000美元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一方面人类为了对抗艾滋病，创造出了非常先进的药物，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成千上万人还是因为艾滋病大量死去，因为他们买不起这个药。后来南非厂家仿制这些药物，一年三百块钱，救了很多人的命，结果美国制药公司就对南非厂家提出诉讼。我们知道药物必须要有很大的资金投入，才有可能研制新药，但是你对于自身的利益和人命的保护，中间这个平衡点在哪里？可能还是要进一步寻找。总之这场诉讼发生后，在美国成千上万人跑到制药公司游行示威，说你们这样做太不人道了，为了自己赚一点钱，成千上万人就要眼睁睁看着有药，但是还是要死去。最后美国公司在最后一刻撤回诉讼。

　　微软卖的Windows，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购买正版，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太贵了。一个光盘可能就要几百块钱，电脑上如果全部软件正版，这个钱远远超过你购买硬件的价值，所以很多人使用盗版的。在人类历史上，知识的大规模复制和传播曾经是人类进步的必要前提。微软公司它在知识传播和公司利润这个平衡点上，我认为它掌握的并不好。而且更可气的是还要通过一次一次意义不大的升级来赚取更多利润。这些都剥夺了很多穷困家庭孩子的受教育权：如果小时候接触不到这些高科技的东西，他们未来的发展就只能够在一个低层次上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