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大武汉

　　大武汉，天元之位的地理位置，通江达海的九省通衢。

　　张之洞时期的武汉声名鹊起；孙中山先生“要把武汉建成纽约、伦敦之大，要建设成东方的芝加哥”；“一五”“二五”时期的“武汉制造”响誉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综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开风气之先。

　　而如今，武汉的综合经济实力，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三四名滑落到10名开外，武汉甚至被东莞、无锡等二三线城市所超越。

　　曾经的大武汉哪里去了？

　　★采写/《小康》记者 李婕 杜娟

　　曾经的大武汉

　　武汉曾经的兴盛，一直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介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

　　武汉城市的发育比较久远。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这个地方在汉口以北20公里处的盘龙湖边，又称“盘龙城”。据考证，盘龙城是长江地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城，其主要功能是军事、物资的中转。

　　不过，直到2000多年后的明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汉口小镇才开始形成规模。在江汉平原物流的滋润中，明末清初，汉口已发展成全国四大名镇之一。

　　而武汉真正在中国散发异彩，却是它与国家命运相关联的时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重大转折点，武汉展现出了其作为大武汉的中坚力量。

　　张之洞18年经营：启动武汉近代化列车

　　光绪十五年，也就是1889年11月25日，刚刚从两广总督卸任的张之洞，从粤秀轮上迈出，踏上了武昌司门口的土地。此时的武汉，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总督的到来，会揭开它崭新的一页——武汉近代化列车开动了。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督鄂18年(1889～1907年)，使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超过广州，与天津争胜，直追上海的全国最大的现代工商文教中心之一。

　　建于武汉的汉阳铁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亚洲的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比日本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早了7年；建于汉阳的湖北枪炮厂是仅次于上海江南机器局的大型兵工厂，成为近现代中国陆军装备(如七九式步枪，俗称“汉阳造”)的主要生产基地；建于武昌的“纱布丝麻四局”则是仅次于上海的现代化纺织工厂系列。1895～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数量中，武汉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市1862年被批准设立江汉关正式开埠。在随后的60多年中，内陆的武汉口岸，与上海、天津、广州三大沿海口岸对外贸易额比较，武汉曾42年位居第二，18年位居第三，其中1906年，武汉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12.04%。与繁荣的对外贸易配套发展的驻汉洋行曾达250家、华商70多家、报关行130多家；12个国家在汉设有领事馆；直接对外转递的邮政支局遍设武汉三镇，达24处，成为全国四个国际互换汇票的互换局之一；为进出口商品进行检查检验的汉口商检局不光在鄂各地，且在临省设有分支机构。以汉口为起点的京汉铁路，是纵贯中国南北的第一条铁路。加上后来修建的粤汉铁路，构筑起武汉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水、铁运输的枢纽地位，武汉在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地位开始确立。

　　武汉还成为华中最重要的文教中心，以武汉为出发点的湖北留日学生数量曾高居各省榜首。以武汉为主要基地的湖北新军是晚清军制改革的模范，是屡次“秋操”的冠军得主。

　　张之洞的苦心经营使武汉成为了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明星。

　　不过，战争结束了武汉的黄金时代。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工业企业或大量内迁，或遭战火摧毁，武汉工业刚开始繁荣就凋谢了。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历史的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建国20年：“武字号”成就武汉现代工业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先后三次畅游武汉长江，在他的有生之年总共16次在这里搏击江水。武汉这座城市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可见一斑。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

　　“一五”期间，根据工业建设的基本任务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思想，国家重点建设由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其中建就有7项在武汉，包括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武汉锅炉厂、武昌造船厂、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等。这些被武汉人亲昵称作“武字号”的大型国营企业，奠定了武汉引以为傲的工业基础。

　　“武字号”为武汉带来了荣耀和财富。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钢铁和机械一直是武汉经济的支柱，“武字号”每年上缴国家的利税约占武汉市利税总额的1/3。

　　1955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1957年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天堑变通途”，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在中国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从此由水运时代真正进入铁路时代。

　　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武汉更是受益匪浅。按照当时主管全国计划工作的李富春的思路，“大三线”大致是以甘肃省乌鞘岭以东、山西省雁门关以南、京广铁路以西和广东省韶关以北的区域——30多年后以广东、上海、北京为中心的三大经济圈，显然都被圈在了“三线”之外。而武汉却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武汉这座工业重镇的经济地位更加稳固。

　　与此同时，从“三线建设”中成长起来的成都、重庆等工业城市，使西部经济走上工业化轨道，从另一方面又加重了武汉的物流枢纽地位。

　　“三线建设”工程对国民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虽然使上海、广州、天津这些传统工业城市边缘化，但同时又打造了一批“新兴工业城市”，而武汉更成了计划经济的“宠儿”。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样，当时“大武汉”名头的得来，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初：“汉正街”名扬全国

　　1989年，一部叫《汉正街》的电视剧在全国各大城市热播。汉正街，这个积淀着500年历史风尘的商品集散地，成了大武汉的城市名片。

　　这得益于1979年武汉在全国率先宣布“敞开城门”，对外开放了中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汉正街。而整个80年代，武汉创造出了中国众多的第一！1983年3月，武汉洗衣机厂招标采购零部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标”，打开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1984年5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批复了武汉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同时作出三项规定：实行国民经济计划单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省属企业下放武汉市管理。此项改革成为国内省会城市第一家。同年6月，在认真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武汉市委、市政府做出“敞开城门，两通(交通、流通)突破”的决策。

　　当年6月29日，时任武汉市市长的吴官正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武汉三镇彻底敞开，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提供24万平方米的土地，供国内外客商开发投资。武汉市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拉开了帷幕。

　　1984年8月，武汉在全国大城市中率先放开蔬菜市场价格。一度被扭曲的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1984年11月，德国人格里希出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这是西方专家第一次执掌中国企业。1987年12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提出“科教立市”。这一创举在全国被不断“复制”和“放大”。1988年5月，武汉市企业兼并市场开业。这是我国最早的企业产权转让市场……改革激活了武汉这座城市，“荷花洗衣机”、“莺歌电视”、“蓝波-希岛空调”、“长江音响”、“茂记名鞋”接连冒出。

　　“货到汉口活”，“买全国、卖全国”是对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的生动写照。几年的功夫，汉正街这个仅有100多家个体商户的窄小街巷，便迅速成为延伸10多个社区、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辐射全国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并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小商品流通领域的深层次革命。到1991年，全国评出的百家最大零售商场中，武汉独占7家，雄踞全国之首。1992年，中国商业第一股——武汉大型国有企业武汉商场在深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武汉“两通”起飞战略达到一个新高度。随后，中商、汉商、中心百货、六渡桥相继上市，一个城市拥有5家上市商业公司，全国少有。挤上资本市场这趟快车，武汉商界意欲改头换面。开设超市，业态创新；连锁经营，凸现品牌；扎堆聚集，打造规模。武汉的商业，一时间红红火火。武汉的“两通”战略达到巅峰。

　　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无论是张之洞推行的“湖北新政”，还是毛泽东领导下的“赶英超美”，都把武汉放在了前所未有的战略位置。不过，在武汉的这两次盛开当中，却有着鲜明的国防味道。因此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当经济发展成为主角，而内生的力量又不足以支撑这特大城市的机器运转时，武汉便不可避免地落后了。

　　芝加哥的他山之石

　　武汉不仅在地理、区位上与美国芝加哥有相似特征，在经济产业布局方面，也有相似之处，例如钢铁等工业比较发达。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结合武汉的自身特点向芝加哥取经，可以获得良好的借鉴作用。

　　芝加哥是美国的一个老工业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其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初，中西部已是美国最大的谷物和肉、乳产区。五大湖地区煤、铁资源等的开发，使芝加哥迅速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交通、工业中心，商业和金融业也日趋繁荣。

　　从20世纪60年代起，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大变动，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芝加哥也经历了城市衰退，人口流失，经济困难等各种城市问题，其时间长达近40年之久。到90年代，芝加哥终于完成了经济结构多元化的调整，实现了复兴，成为了经济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结点和一个重要国际城市。

　　经过科学规划后的芝加哥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交通中心，有3个机场，84个码头，32条铁路干线，3条贯穿市区的州际高速公路。同时也是美国最大的工业、金融和商业中心之一，年生产总值达3300亿美元。制造业涵盖食品加工、印刷、金属铸造、机械、电子仪器、化工等领域。在成为美国的水运、铁路、航运交通中心以后，芝加哥又在信息时代“领先一步”，成了全球最大的互联网中心、最大的光纤通讯中心。目前正在建造的“星光中心站”(Starlight)是下一代的电子信息交流系统，而芝加哥将成为这个系统的中心。近10多年，芝加哥服务型经济急速上升，商务服务业就业岗位已经超过纽约。其航空客运量、商务服务就业量、物流量、会展客流量均高居全美榜首。凭借着多样化经济、地理位置和基础设施的优势，芝加哥已走出产业结构升级所伴生的阴影。

　　丢失的大武汉

　　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

　　有人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毫无疑问，武汉的开始是让人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但是，好的开头只是成功的一半。

　　兴衰，似乎就在一夜间。

　　起得早 醒得晚

　　2000年的一项排名，让“天下第一街”汉正街遭遇当头一棒：汉正街从全国十大批发市场的“老大”退至“老八”。20年前，浙江义乌市场，销售额仅是汉正街的45%，而在20年后，义乌市场销售额已是汉正街的3倍。

　　而它的兴衰正是武汉变迁的缩影和写照。

　　1984年，武汉工业总产值还位居全国第四位，尚有75个国优名牌产品驰骋大江南北。到2003年，从城市综合竞争力来看，武汉市排名已经落后至第16位，到2006年已下降至第22位。

　　莺歌电视、荷花洗衣机、希岛冰箱、长江音响，这些曾经令武汉人引以自豪，而且在全国也叫得响的品牌，相继淹没在无情的商海浪潮中，并从此销声匿迹。一大批老“武字号”中央企业苦苦挣扎，小“武字号”市属企业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的服装企业有1600家左右，年产值超过70亿元，从业人员达20多万，在业内形成了“汉派服装”概念，但惭愧的是，至今没有一个名牌能与杉杉、雅戈尔相提并论。

　　本可以依托汉正街的前店后厂发展武汉服装制造业，可武汉人因小而不为，结果汉正街有了前店而没了后厂，汉正街这一得天独厚的品牌风光不再，汉正街文化由此败落。

　　武汉的教育科研实力在全国排在京、沪之后的第三位，然而武汉的高科技产业却较少享受科教优势和人才优势的阳光雨露。当北大系、清华系、中科系高科技企业在股市上呼风唤雨的时候，武汉高校的科技产业化之路却如蜗牛一般爬行，名扬天下的武汉大学也没有一支股票上市。以武汉邮科院和长飞公司为龙头的光电子与通讯产业虽然技术力量在全国处于一流，却因起步晚，而落在华为、中兴等国内通讯设备商的后头，未能成为龙头老大。

　　武汉基本上没有面向世界市场的产品，外商投资的目光较少瞄准武汉，在境外资本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武汉却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全球500强企业仅有30余家小规模进入武汉。

　　武汉是中西部的金融中心，却没有通过大规模的资本运作推动城市和产业的发展。武汉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改造始终在等政策要资金，完全未能利用资本市场的“四两之力”拔动产业发展的“千钧之鼎”。二十年来武汉基本处于贫血状态，走得跌跌撞撞。

　　与政策擦肩而过

　　发展战略非均衡论，一直是专家学者们分析“中部塌陷”和武汉退步的一个相对一致的观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央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90年代末实施西部大开发，2003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所有的政策措施似乎都与武汉有关，也似乎都与武汉擦肩而过，武汉成为政策边缘化城市。”一位长期生活在武汉的学者对记者说。

　　探讨武汉这20多年来的衰落，不能脱离开中部塌陷的背景。“中部是被遗忘的角落”。

　　确实，这么多年来，国家每设立一个经济特区，每实施一个区域发展战略，也一定会给予一系列配套的优惠政策。“

中部崛起战略”是国家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区域经济战略。“或许如果不是中部发展严重滞后，己成塌陷之势，说不定还要继续被遗忘下去。”采访中，一位多年生活在武汉的老教师略带情绪地说。

　　回顾1979年以来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过程，就是中部、湖北和武汉被不断边缘化的过程。武汉的命运其实正是中部地区命运的一个剪影。

　　而这个政策性的宿命，被认为是中部塌陷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一批以深圳为代表的四个经济特区和第二批以上海为代表的14个沿海城市以及海南岛的开放，给武汉带来的负效应是明显的——在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内地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技术知识资源向沿海开放城市流失。内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也相应显著下降。

　　“优先发展东南沿海城市的‘大政策’，让近代史上最早开埠的中部核心城市武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中，迟了十几年。”

　　虽然目前还存在中部经济这个名词，但中部诸省之间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联系似乎正在解体——江西在加强和浙江、福建的经济联系，湖南主要是融入大珠江三角洲，安徽与江苏、上海频繁往来接触。湖北和河南则是依旧徘徊。

　　一边是东部大都市圈的快速发展，其中心城市强大的辐射作用为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一个高速引擎，创造了一个整合全区域资源、快速提高竞争力的平台，成为“中国制造”的主力以及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中心，极大地提高了东部地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一边是中西部地区不仅缺乏大都市，而且还缺乏构成都市圈必需的中小城市群落，没有形成健康的城市生态群，难以带动和整合区域的资源和优势，也难以形成连接整个地区的产业链，变成了个别优秀大企业单打独拼，难以依托区域整体竞争力成长的艰难局面。比对搭乘政策快车道的东西部地区，武汉想要恢复从前的地位尚且须拼死一搏，更何谈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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