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不动的体制包袱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8月09日14:37 《小康》杂志

  在体制改革的问题上,武汉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只顾人员多、包袱重、装备落后、附加值低等因素,认识仍是制约武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早在1984年,“成本控制论”就在武汉几家企业试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当它被扣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无奈退出改革舞台时,武汉似乎也无人惋惜。而当它作为“邯钢经验”再放异彩时,却又有一批批的武汉人回过头来回去邯钢取经。

  1995年率先提出资本营运的武汉,营运成功的实例寥寥无几。几年之后,不少的武汉人反而在浙江和广东体会到了资本营运的真谛。

  国企改革中的阵痛在武汉表现得尤为明显。作为老工业基地,“武船”、“武钢”“武锅”等武字当头的重工企业成为几十年

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相当一部分老国企处境艰难。

  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没有了,技改拨款、利税返还等政策早已也一去不复返,当政企分开,真正断奶被推向市场的时候,许多企业显得一筹莫展。

  洗牌、淘汰也成为必然。

  “九头鸟”与“码头文化”

  如果说政策天平的倾斜是武汉乃至整个中部地区一蹶不振的外在原因的话,那么人文因素则是影响武汉发展的潜在阻碍。

  在去过和没有去过武汉的人眼里,武汉和武汉人的口碑都是贬多赞少。曾经一度有人戏称“鄂”字有两个口,好争吵、告状、拆台;人有两只耳朵,兼听则明,但“鄂”字只有一只耳朵,只爱听好听的,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猖獗:“鄂”字下面有一个“亏”字,结果湖北的干部、群众都落得个吃“亏”。持此论者,也曾有人对中部的文化背景作出这样的诠释:缺乏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敢为天下先的文化氛围,内在的文化品格中有太多的“小富即安,不求进取”,不拘小钱、小事、小节的草根品格,让中部人染有浓郁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表现在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欺生排外、恃勇抖狠,对人缺乏信任和宽容,防范心理重,耍小聪明,精于算计。但聪明反被聪明误,占了眼前的这点小便宜,最后却吃了大亏。武汉人的这种性格形成缘于历史上形成的码头文化,汉口是个大码头,汇聚八方人流,三教九流,鱼龙混杂,骗子众多,要想立足必须百倍小心、高度防范。

  武汉人外号“九头鸟”,贬义居多,欺生狡诈,导致外地人不敢也不愿同武汉人打交道,不愿到武汉来发展。不光外地人对武汉印象不佳,就是武汉人自身亦对武汉人评价不高。

  谈到武汉的治安现状时,在武汉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著名作家胡发云告诉记者, “在我小时侯很难听到杀人放火之类的凶讯,可是现在的《楚天都市报》每天都有死几个人的报道,六毛钱死一个人,两句话死一个人,一把牌死一个人……市民看得都不要看了,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城市又怎么吸引人才和投资呢?”

  胡发云分析到,武汉象一个没有坐标的城市。现代与原始在这里融合,先进和落后在这里交织,武汉成了一个大门紧闭、门槛已弃的初级开放城市,“城市病”和“乡村病”俨然并存。昔日的教育强市、人才强市,今天更像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裁缝。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是个大码头,各色人等聚集的环境造就了武汉人的江湖气,更重要的是,它虽然在地理上位居中国中部,却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到庄严典雅的庙堂束缚,因此,武汉人在保有一种楚人灵气的同时,也保有了一份楚人的蛮气。

  “在城市的发展问题上,武汉人鲜少有主人翁的意识。”这一点从武汉的地理格局和成员构成可以解释。“大武汉”盛名远播的20世纪初叶,武汉的面积只有60平方公里,人口也不过百万。现在的武汉市,是市管县后的区划膨胀。在武汉,小商小贩随处可见,进城民工街头揽活;擦鞋女工结伴成群,交通主道经常塞车;高楼大厦林立之间,棚户老屋大煞风景。

  世俗文化尚且只是从生活环境层面将他人拒之“市”外,作为城市发展的中坚力量,大量科技人才直接因武汉创业条件艰难和发展前景黯淡而“东南飞”。从1992年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末,武汉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和科技成果外流。教育、科研与生产“两张皮”的死结尚未解开,致使这一重大优势并未给武汉带来应有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经济发展弱则人才外流,没有优秀的脑力资源又直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整个城市的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

  大武汉,何以称大?

  寻找大武汉

  一个月前落选第三批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虽然“申新”失败,但是武汉突围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

  突围,或者窒息而死。

  4月10日,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正式成立,这是国家继2000年设立西部办,2003年设立东北办之后的第三个区域战略办公机构,标志着中部地区崛起进入更具操作性的实质性实施阶段。

  开题 从机遇开始

  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给武汉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令沉寂的武汉重新活跃起来。在最近公布的《武汉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文件中,武汉首次提出“成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的蓝图。随后,武汉又提出“武汉新区”的概念。

  武汉的优势依然存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居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前列;科技教育发达,科教综合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财政收入去年502亿元,2007年直奔600亿元;工业基础雄厚,并已形成门类比较齐全、配套能力较强的工业体系。以光电子产品制造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业和钢材制造业居全国前三位;与沿海城市相比,武汉商务成本较低;地理位置居中,腹地广阔,交通通讯便捷,市场容量和辐射能力巨大…… “随着富士康和中石化80万吨乙烯等六大百亿产业和大项目落户武汉,武汉对圈内其他城市的产业带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

  “这些优势,单项存在于某个城市不稀奇,但这么多优势同时集中在一个城市,罕有而珍贵”,赵凌云认为,“关键的是,在过去的20年中武汉是在不断的积累,等到适当的时机这些综合优势将会集中体现。”

  武汉房地产在现代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篇章上一直比较沉默的。但是2007年“城市·观点论坛中国行”第一站却选择了武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武汉的经济、城市与房地产都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和其他中部城市类似,武汉房地产也处于市场发展的早期形态,商铺、写字楼或者其他建筑综合体的市场占有率和住宅相比仍然较小。此外,市政基础设施的配套能力也深刻影响着武汉房地产的未来,这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梦想的市场。” 耀江神马实业(武汉)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锦汉对记者说。

  武汉西郊昔日的大农场———东西湖区在武汉只是一个小区,但却提供整个武汉市场90%的啤酒、70%的牛奶、50%的方便面、40%的碳酸饮料。“东西湖农业基础优势和江汉平原腹地的原料及市场实力,周边近400平方公里的大型农场群是其上游资源。”,刚刚忙完与三江集团签订投资开发协议仪式的武汉东西湖区长晏蒲柳告诉记者, “我们在培植支柱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还积极发展物流产业,并高起点发展现代服务业。”

  东西湖区政府将对天河机场开放物流信息平台,并在区内建立航空物流“一站式”服务运营模式,积极吸引和推介国际、国内知名航空物流和保税物流加工企业在东西湖区落户.现在东西湖区已成为武汉市三大经济增长极和城市布局的三大产业带之一。

  汉正街也在重塑自己的形象。2005年9月28日,“汉正街复兴联盟成立大会”举行,6家开发企业与汉正街管委会共同结成汉正街复兴联盟,并庄严签署《汉正街复兴宣言》,重振“天下第一街”,试图以新一轮商业地产开发擦亮汉正街这块金字招牌,其最激动人心的口号莫过于“传承一个500年,再续一个500年”。     

  突围 从城市圈开始

  7月1日,由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带队的考察团飞赴武汉。10天之后,武汉市市委书记苗圩揭开了武汉方案的神秘面纱。苗圩透露,武汉申报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主打城市圈牌。

  中国科学院地理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编制完成的武汉城市圈总体发展规划将于7月29日在北京进行评审,这是最后一个编制完成的中部城市群发展总体规划。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区域间的经济竞争已演变为城市群间的竞争。

  武汉城市圈,是指以武汉为中心,以100 公里为半径的城市群落,它包括了武汉及湖北省内的黄石、鄂州、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8 个周边城市。这里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地区,也是我国中部最具发展潜力和活力的地区。整个圈层将会强化主城武汉的综合实力。

  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教授,是武汉角逐“新特区”的积极支持者,从2003年起,伍新木就担任《武汉城市圈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首席专家。他表示,武汉城市圈起步早,已经作出了规范权威的规划,“若能列为国家新一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武汉城市圈建设的经验、道路、模式、体制机制的普适性、示范性意义会很大”。他认为,“新一轮的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摒弃了之前传统建特区,给政策、给优惠的办法。新的试验区,没有政策上的倾斜,更多的是体现企业和民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

  他还对记者说,随着圈内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城市圈产业格局将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趋势,武汉的集聚效应会大大增强,随着周边8市一批企业的总部或营销总部搬到武汉,这种“工业双迁”的模式,使“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产生分离,将刺激原有封闭的各城市政府行政机构。

  也有专家指出,由于武汉城市圈中其他八城市规模太小,武汉城市圈应该以更加开放的的姿态,积极与其他城市和地区合作,充分利用自身区位优势,争取经济良性快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得武汉城市圈不仅仅是囿于湖北省之内,而是成为中部的制造业中心、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和教育科研中心,与其他中部的城市一起构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

  破局 从高端路线开始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中部崛起主要在于依靠接纳从东部地区转移过来的产业,或“东引西进”。但事实上,尽管湖北省、武汉市都为之付出了极大的热忱与努力,东部地区的产业并没有预期中的那样向中部转移。

  “东部的产业转移被湖南、江西安徽所拦截。国家入世后,西部地区的人力优势又比中部地区明显,环境容量也比中部地区大。”在探究武汉今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时,赵凌云如是说,“由此产业资本直接跳过武汉甚至湖北这个区域,武汉发展遭遇‘东抢西夺’的困局。”

  “未来武汉的商机,当属服务业和金融业两块领域最有前景。”

  高端服务业是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具有高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本投入、高附加值、高产业带动力、高开放度、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等特征。高端服务业发达程度逐步成为衡量一个地区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今的武汉,走的是一条“增量式发展”的道路。武汉在招商引资方面要走高端路线,占领高端资源。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引进产品内容上,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2006年,武汉市被国家认定为“国家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成为中部地区惟一的服务外包基地城市。武汉市政府决定每年设立1亿元专项基金支持发展服务外包产业。

  今年4月10日-11日,在武汉召开首届“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与合作国际论坛”上,10多家与会的世界500强企业表示了入驻武汉的意向。而且世界最大的IT服务外包巨头EDS正式入驻武汉光谷,将其全球第四个服务中心设在武汉,成为继IBM之后,又一个把全球外包服务中心设在武汉的跨国外包巨头。 而排在这两家公司之后的,还有微软、英特尔、西门子等大部分企业。

  再问大武汉

  武汉的确重新翻开了一页,并且有一个不错的开头。

  但是,冷观武汉的发展,依然并不那么乐观。

  例如武汉引以为豪的几大优势,放在当前的全国乃至全球的范围来看,这些优势并不是多么突出。如今,中国的大中小城市介绍投资环境,似乎都离不开交通,“通江达海”、“贯通南北,联结东西”的也不少,即使偏远的城市也千方百计从“两通(交通、流通)突破”。

  当今把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立市之本,人才争夺战更为“白热化”。被视为城市支柱的优势产业,钢铁、汽车、石化、烟草、光电子等,都不能简单称之为“人无我有”了。

  具体分析武汉城市圈的城市产业构成,不难看出圈内各城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武汉首位度过高,城市圈出现断层结构。至于城乡二元结构、传统的增长方式、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大、社会转型过程中矛盾高发,自身政府管理效率不高、企业家创新意识不足、市场诚信氛围不浓等更是潜伏着的矛盾和隐患。

  同时,武汉还面临着中部其他中心城市强劲发展态势的挑战。特别是分别位于武汉城市圈南北的长株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动作更大、发展更快,成为武汉城市圈强劲的竞争对手。

  我们看到,光谷、汽车城和钢城构成的稳定铁三角正撑起武汉新世纪的天空。相对于中部其他任何一座城市,总部经济成为武汉最具有自身个性的一张“王牌”。这张牌对武汉的产业升级、城市地位、综合竞争力等诸多方面都会带来质的提升,进而可以全面带动武汉城市圈。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副牌武汉能够有多少胜算呢?

  2006年五个城市主要经济指标

项目

广州

深圳

杭州

重庆

武汉   

人口(万人)

975.46

846.43

666.31

3144

818.84

面积(平方公里)

7263

2050

16596

82300

8494.41

GDP(亿)

6068.41

5684.39

3440.99

3486.20

2590.00

可支配收入(元)

19851

22567.08

19027

11570

123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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