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中坚，越脆弱

　　-本刊记者/杨东晓

　　时隔半年先后走远的马季和侯耀文，因为职业相同、病情相近、同是相声名人而为人们普遍和深切地关注。不同的是，如果说马季去世时社会所关注的还只是对名人猝死这一显性事件的注意的话，那么侯耀文的不幸，则把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一些隐性的要素上。

　　任何非正常死亡都是巨大代价的付出，社会中坚的生命脆弱已然成为转型期的隐患。

　　老话题：知识分子们

　　在谈到脑力工作者猝死的话题时，北医三院郭丽君教授先问了一句:你知道现在知识分子猝死现象中最年轻的多大吗?随后她说出了一个数字:20多岁。

　　这些不幸与社会发展和科研领域日新月益的成果形成了正相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只能说社会进步中知识分子一直在付出太大的代价。

　　知识分子发生猝死的年龄近来年呈走低趋势，“30岁到40岁，比较多发。比前几年发病年龄明显降低”，郭丽君说。

　　面对中国在这一社会转型期不断蔓延的由于慢性疲劳酿成的悲剧，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973首席科学家王永炎教授十分忧虑。他认为30岁至45岁为疾病形成期，45岁至55岁为疾病爆发期，下面这个沉痛的猝死名单，甚至比他所指的年龄更为走低:

　　第一位广为人知的猝死的知识分子，是1982年6月15日突然离世的光学专家蒋筑英，时年43岁;

　　近几年的一些突发病例就更为频繁，45岁的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良方1997年11月15日倒在他正授业的讲台上;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学者萧亮中由于过度的劳累，32岁的生命永远停止在2005年1月5日的凌晨;

　　就在这个寒冷的季节，

清华大学38岁的焦连伟猝死在自已家徒四壁的陋室;

　　同年秋天，网络精英孙德棣、38岁的网易CEO卒于9月18日;

　　四个月后的2006年1月21日，上海中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民的生命定格在事业如日中天的37岁。

　　他们，都是猝然离世。

　　夭亡提前20年

　　在中国，对于社会中坚层早逝现象的关注始自1994年。这一年，国家体委研究所李力研对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密度最高的北京中关村地区进行调查，提交了一份集中科院下属7个研究所以及

北京大学共8个单位、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5年时间内共134名死亡人口的资料。统计结果表明:“中关村知识分子的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调查的、58.52岁又低了5.18岁。”而李力研本人也在44岁早逝。

　　1997年8月，中国科学院工会作了一项覆盖全国中科院系统的职工死亡调查。调查时限为1991年1月1日至1997年年末整整7年，调查对象为在职职工和离退休职工。

　　结果显示：在职科学家平均死亡年龄为52.23岁，如果不把42名超过60岁的、具有高级职称的老科研人员的去世计入其中，那么科研人员平均寿命只有51.64岁。这一年，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为61岁。科研人员平均寿命低于中国人平均寿命10年。

　　能够查到的、最近的一份有关知识分子平均寿命的报告，是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7月13日发布的“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3》。该蓝皮书指出，七成知识分子面临“过劳死”威胁，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下降5岁，人才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上海市社会科学院2004年《社会科学报》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显示，在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58.52岁降到调查时期的53.34岁，这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人均寿命75.85岁低20岁。

　　在中国南方，深圳市近20年有约3000精英撒手人寰，平均年龄51.2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广东省人均寿命76.52岁低25岁。

　　死因查明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在2003年作过一项调查，知识分子因工作造成心理压力的，比非知识分子高10%，这一现象突出地表现在35岁以上人群中。

　　郭丽君对过劳学者的发病原因进行了归类：工作压力大，精神压力导致正常的内分泌失调，殃及睡眠和食欲，他们同时成为高血压、颈椎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发病人群。他们生活中“性格都很要强，也就是平时人们说的‘自己跟自己较劲’，生活节奏紧张、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不时会产生焦虑情绪，而且他们的生活都不规律，为了熬夜就抽烟，加剧了心脑血管病的发生。另外，吃快餐，不健康饮食也是发病的原因”。

　　社会中坚层的发病“同本不同标”，病情各异，病根却是一个，那就是高强度脑力劳动+体力活动缺乏+营养不均衡+精神压力导致的生活方式病。

　　人们所看到的社会给精英族群的压力，使得他们工作不分昼夜，精神没有张弛，任务没有尽头，问题层出不穷。而看不到的，却是内心的苦闷抑郁、社会的急功近利、欲速不达的焦虑和对安全感的不能确定。

　　而中年正是一个人体质转型的关键阶段，为了适应社会转型而不惜违背自然规律受到惩罚，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这时，无论是带来猝死的各种急症会骤然降临，一些慢性但又有可能带来心脑系统急性发病的高血压、高脂血症、高血糖等背景疾病也如影随形。

　　著名博主鼠尾草，在网民中已经成了职业病、过劳死和敬业的代名词。

　　她的先生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讲到一个例子。她和同行一行10人出差法国普罗旺斯一周时间，回国后只有她在业余完成了一本《普罗旺斯写真集》，这本书送到她的床头时，作者已是胃癌四期。“她太追求完美、太拼命，新刊创刊时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这位追求完美的编辑部主任，曾经把一篇1.5万字、50幅照片的稿件看了20遍。

　　全面污染的生活环境

　　中国血液病专家陈竺2006年6月29日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上任伊始，陈竺说:“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

　　陈竺说此番治标又治本的话时，中国太湖、巢湖、滇池湖面蓝藻爆发已有月余，无论这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在证明着一个不争的事实:水污染即将突破湖泊生态危机最后的防线。

　　水利部《2006年全国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13.5万多公里河长水质评价结果，水质低于三类水的河长占39.5%。

　　环保部门也发布信息，2006年，七大水系五类和劣五类水质占26%，国家重点监控的9大湖泊中整体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水质的就达7个。

　　而餐饮中揠苗助长的农残、见利忘义的红心蛋、贪得无厌不规范操作处理的过期牛奶，哪一项不是科技时代与经济繁荣结合后变性生出的怪胎。

　　只要有利可图，生活环境的污染可谓无孔不入，与人肌肤相亲的服饰，又被曝有毒。其“毒”体现为可分解芳香胺染料、游离甲醛、PH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是一种对人体有毒有害的染料，在人体内扩散，可能改变人体DNA的结构、引起肌体病变和诱发癌症，它有着长达20年的潜伏期，《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禁用，但是市场上却频频现形。甲醛不光存在于家装中，服装中超标的甲醛同样造成室内环境污染，可能引发气管炎、免疫能力下降、肝或肺功能异常等。

　　经济快速发展的20年，经济发展的母体——环境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但是生态的恢复远非20年的时间，而在此期间，被损毁的不仅是整整一代人，还有这一代人的河流与山川。

　　一个健康危机时代正在向中国人走来。

　　前车有鉴却重蹈覆辙

　　国际上对于“过劳死”有着普遍的定义：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过大、存在精疲力竭的亚健康状态，终于导致积重难返并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以致死亡。

　　美国《时代》周刊在上个世纪末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仅1995年一年日本就有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相继猝死。这些年龄多为40岁至50岁的商界人物的猝死，在日本被明确地称为“过劳死”。

　　比中国更早地进入过劳死阶段的日本，现已将“过劳死”列入工伤范畴。

　　中国目前尚未出台与“过劳死”有关的相关法律文件，却在重蹈西方国家二三十年前的覆辙。在中国与国际接轨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上海，街头行人的快步已经超过了繁忙的东京。

　　就在中国社会和经济不断进步的同时，一些早年的疑虑不再被人怀疑，因为它确实地存在于生活周围，环境污染、肌体感染、积劳成疾与猝然别离不再是偶然。可悲的是，社会还只会在“名人”的不幸中感觉到刺痛，并没有意识到长此下去，毁掉的是整整一代人和一个刚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的社会。

　　隐私倾诉

　　在有着全球最多居民的国土上，参与CCTV《心理访谈》节目需要排队。隐忍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把家丑不外扬的古训彻底忘光，他们不怕自己被专家当做案例剖析给千百万人。

　　看到CCTV《心理访谈》门庭若市，各地电视台也竞相台出各种侧重的心理服务节目。2007年成为“心理类访谈节目年”。

　　王朔在沉寂了几年之后，于2006年冬季至次年春天突然爆发，每一出语，网上都会开仗，媒体一片狂欢，而且眼看着倒王之声日盛。

　　就是这样一位最牛、最硬、最“死不改悔”的大嘴，也有心理脆弱的时候。2007年3月10日，49岁的中年男人王朔和母亲同往《心理访谈》栏目，探讨自己与母亲间存在的问题。现场气氛凝重，谈话每至伤心处，这个“最硬的大嘴”男人潸然泪下。与王朔进行心理访谈的心理医生李子勋分析道:男人的抑郁有时会通过骂人来表现，其实王朔内心有很大的善良和爱心，但他选择了自虐和充满攻击力的方式生活。

　　压力下不是爆发就是毁灭，王朔终于找到一条疏浚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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