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伟：经济发展必须逾越“分配鸿沟”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我们正处在一个富含挑战的时代：当缩小贫富差距成为经济转型缺一不可的条件时，转型以通胀和资产泡沫为开端， 这为缩小贫富差距带来了现实挑战。

　　技术主义者认定是因为发行了过多货币导致了通胀，如果大量货币较为平均地流向了个人，毫无疑问会引起通胀，但 中国并非如此，而是通胀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更进一步，要素价格不断提高，除与粮食以及下游禽肉、制品外，其他商品 价格均处于平稳且有过剩的迹象。因此说，当前是资产和要素的通胀，且要素价格上涨也是资产通胀的源起。

　　其源头要追溯至19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外需紧缩以及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不可避免的出现大批工 人下岗，这也是贫富分化问题凸显的开始。中国加入WTO后，稳定的政策保障和预期吸引外资涌入，经济紧缩和GDP主义 使得中国各地竞争性的大规模招商引资，这些地方政府以劳动力、资源、

能源、土地等方面的优势吸引投资。在这个繁荣至今 的周期，比较清晰的财富流向是外商、垄断性国企以及地方政府等，这从企业和政府储蓄快速增长可以明证。

　　包括外资在内的企业利用廉价要素制造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获得贸易顺差，出口繁荣导致拉动了上游要素需 求和利润增长，如能源、矿产、金融、金属制造等国有垄断性企业，一些地方政府则通过出让土地获得大量财政收入。这次以 出口为源头的繁荣，带动了要素部门，也促使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大量建设基础设施，令投资增长迅速。

　　但也出现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如果剔除政府转移支付的部分，中国的劳动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1992年的6 2%左右降低到2005年的42%左右。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城乡收入急剧拉大，而城市内部也开始出现收入分化，收 入分配迅速形成金字塔状。所谓新兴中产阶级的财富则被高

房价吸收到地产商，背后利益分配还有(地方政府控制的)土地、 银行(利息)以及钢铁水泥等及其他上游行业。

　　利用廉价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当外汇储蓄积累一定程度后，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国际压力。为稳定经济和就业，无法 选择大幅升值，只能接受通胀，但这也需要条件：需求过旺或者供给短缺。中国恰恰需求不旺，而产能过剩。农民以及城市大 量产业、服务业人群收入较低而无法提高需求，而外需繁荣导致了产能投资正在过剩。

　　于是要素价格重估开始了，这使要素价格提高加强了一些要素垄断部门的利益，而富人为了规避贬值而涌入资产市场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减少顺差则必须提高要素价格，扩大国内消费，而提高要素价格则会引起通胀，加深分配鸿沟，导致 内需不足，反过来强化了对外贸的依赖。无疑，如果不解决分配的不公问题，这显然与我们所要努力的社会公平取向以及和谐 社会理念不符。

　　这一轮粮价上涨，似乎形成了城市普通民众的住房消费受富人抬高价格之苦，而饮食则遭到农民的“剥夺”。目前， 对于城镇的低收入阶层，政府已经适时地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

养老金标准、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加强对城乡困难居民的临时救助，等等。

　　无疑，决策机制必须确保社会的基本公平，地方政府也需要退出作为市场利益主体的角色。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以公 平为导向的、防止差距扩大的机制，即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让那些曾经失语的农民、城市低收入者以及中产阶层有发表自 己看法以及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安排，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达致社会公平与和谐。在一部分精英难以受制于道德和党纪国法的 约束之前，必须先不断完善大众民主，才能切断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