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光：中国人为何好“大”喜“多”

　　吴晨光

　　中国人对“多”和“大”的嗜好，不仅仅体现在“申吉”的思路上。从小学起，我们的课本上就一度这样宣传：“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等我们长大后才清楚：地大不等于物博——中国恰恰是资源贫瘠的国家之一；人口众多，则把排名第4的GDP拉到了人均第112位(2006年数据)。

　　今天，我们身边的大家伙就更多了。比如，为“××献礼”的大型晚会、合唱会、集体舞，参与人数之多，几乎每个都能创造世界纪录；被著名学者和公众再三诟病的大广场、大马路，在修建时丝毫不考虑花了纳税人多少钱；还有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大的机场和火车站，进出口多得绝对让你找不到北。

　　“大”和“多”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就是“高”(我们树典型也喜欢“高、大、全”)。这主要体现在喜欢造出什么高楼、什么电视塔上。但拼命“拔高”，丝毫不考虑

　　但这些面子货，恰恰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潮流。追述其根源，泱泱大国自古就喜欢这样的“气势”，到了“文革”发展到最高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从现实上看，部分地方政府依然偏好于此，打开某些地方的官方网，你会发现：“成功组织大型活动”、“建造了能容纳××人的大广场、大剧院”，往往成为说明其地方“实力强悍”的重要手段，并可能为地方官员升迁铺平道路。所以，我们谓之“政绩工程”。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社会。

　　在我们重视“大”和“多”的同时，往往却忽视了对精巧和先进的追求。但很明显，后者的作用要大于前者——就像大砖头般的“大哥大”，功能不如掌中宝手机一样。虽然有些暴发户喜欢用“大哥大”炫耀自己的地位。所以，一些社会学家在分析中国社会的“好大喜多”的心理时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暴发心态，而背后折射出的是不自信，拿不出精品和实力，只能以大、多吸引眼球。”

　　一度热播的《大国崛起》，应该给我们启示。那些崛起者，没有走人海战术和“大规模”路线。尤其是曾统治半个地球的英国，以及经济凌驾于东方之上的日本。科学、技术、教育是他们的强国之路。而在英国发祥的吉尼斯精神，本是种追求极限、挑战自我的精神，我们真应该静下心来想想：把活动搞大、人数搞多，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