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离不开舆论监督

　　□文本刊记者王巧捧

　　在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中，那些不顾职业道德的、扭曲的监督行为，人人痛恨自不必说。但是有人对正常的、规范执行的舆论监督也痛恨不已，认为舆论监督就是揭丑、就是批评，这会为政府形象抹黑，会对公众情绪起到煽风点火的负面作用，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共建。

　　舆论监督真那么“可恶”吗？

　　一个错误的逻辑

　　最让媒体担当不起的大帽子是“影响稳定”。具有代表性的意见是，2005年，广东、河南等17个省市联名上书中央要求禁止媒体的异地监督，原因是为了维护地方的稳定。

　　上书指出，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管住自己的媒体，但中央媒体的异地监督报道，成为地方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将社会矛盾的激化归咎于媒体推波助澜、煽风点火，希望中央有关部门管好中央媒体，不让他们随意批评地方政府，否则各地难保稳定大局，不利建设

　　社会不稳定真的在于媒体的监督吗？

　　2005年6月14日，《新京报》第一个报道了河北定州征地血案，该报记者一早就接到定州市委宣传部打来的电话，将记者大骂一顿，说该记者没有职业道德，说给基层惹了大乱子，造成了多么坏的影响，质问该记者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吗？记者反问道：“定州的安定团结局面被破坏是因为我的报道还是因为‘6·11’袭击事件？”对方却顾左右而言他。

　　定州血案在前，《新京报》报道在后，而当地官员却不认为打死打伤百余位农民的恶行影响了稳定，而媒体将其公之天下就影响了安定团结！纵观一些地方的群件性事件，完全是“自燃”，是郁积已久的群情，因为某一个导火索而自发引爆，媒体只不过是原原本本地将事实公布出来，却被扣上“煽风点火”的罪名。

　　群众利益被侵犯，如果得不到媒体的公开，事情不是愈演愈烈，就是被粗暴地“压”下去，群情得不到发泄和关注，无异于为今后埋下一颗炸弹。在这样的前提下，当地政府又怎么谈稳定，怎么谈和谐？而一个安居乐业、人心思进的地方，是根本不怕监督的。

　　相反，以开放的姿态对待舆论监督，便能早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避免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SARS事件让人们认识到舆论监督中信息公开的重要性，有媒体评论道，“谣言止于媒体”，因为媒体是信息公开的载体，是舆论监督的重要主体。

　　每个人内心的安全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础，而及时、准确的信息，是安全感的重要保证。舆论监督就是要让信息公开，公开才能去伪存真，使一切操作置于阳光之下，促使事态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前段时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全国舆论一片鼎沸。但最后怎样？事态不仅没有恶化，反而在全国人民的关注下，当事双方顺利达成和解。

　　社会进步的助推器

　　舆论监督不仅不会影响稳定，反而能够促使社会风清气正，为和谐打下良好的基础。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就舆论监督的功能总结了四点：舆论监督的威力容易实现最大化，通常具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典范作用；监督面最广，不受地域、行业、领域限制；干预最为迅速，发达的每日新闻事业可以在数小时到数日内产生监督效果，这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社会成本最为低廉，今天中国的媒体在市场化运作中实现了自负盈亏，自我消化了社会的监督成本。

　　这些使得舆论监督在所有的监督手段中成为相对最为理想的力量之一。

　　随着媒体监督意识的不断强化、报道手段的多样化，其影响越来越深入，其作用不再仅限于揭发腐败、减少损失，或阻止腐败、预防损失。当媒体对一件腐败案件进行了曝光，众多媒体纷纷跟进，网络转载，网民广泛讨论，从而形成舆论监督发现问题、促使问题解决、反思问题的普遍性、寻根问源深化思路的助力模式。

　　这方面的经典案例莫过于2003年媒体关注“孙志刚案”促使我国废除收容遣送制度一役。

　　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报》首家披露了孙志刚惨死的情况。当天上午就被新浪网等网站转载，随后，其他传统媒体跟进了此案的报道。一时间孙志刚案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中央和相关部门的重视。6月12日，新华社发表时评《孙志刚案反思：“收容站”应当成为“救济站”》，对现行收容遣送制度提出了改革的基本思路。随后，一些媒体又报道了其他一些省市整顿收容站及其相关管理的情况，开始从孙志刚案反思整个国家的收容制度。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国各地的收容所纷纷摘牌，旧的收容遣送制度逐渐被救助管理制度所代替。6月27日，孙志刚案中的18名罪犯分别被判以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因为舆论的放大作用，媒体在行使监督权力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反思，在监督过程中变得更加理智，避免曾经出现过的舆论过于狂热，对司法机关等形成不严办不足以平民愤的压力；同时政府部门对待舆论也越来越冷静，这两方面的因素，确保了舆论监督帮忙而不越位的作用。

　　这也反映了，媒体本身更多的只是一个平台作用，将党和政府的政策、权力运行、安全性事件及时地向民众进行传达，同时对民众的意见、看法及时反馈。

　　这些作用已经为政府机关越来越看重，近年来，各部门加大了与媒体的合作力度，关注舆论动向的同时，增强自身透明度，向社会宣传自己的工作内容，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以纪检监察机关为例，通过媒体宣传反腐政策、传播举报电话，对民众关注的腐败案件及时反馈查处情况。这些做法使政府部门与舆论形成良性互动，让民意成为政府工作的指引，真正打造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清正廉洁型政府。

　　透明应对舆论监督

　　那些以为放松对舆论监督的监管，便会对公众产生“错误导向”的人，也许太低估了公众的认知能力。

　　2006年伊始，中国向商业贿赂全面宣战。据统计，从2005年8月商业贿赂专项治理工作开展至2006年6 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面对公布出来的如此惊人数量的案件和涉案金额，人们的反应十分理智，认为正是因为政府的反腐力度加大，才会有如此惊人的反腐成绩。暴露出来的贪官在增多，潜藏的就在减少，社会清廉的希望在接近。不仅民众看法如此，就连国际上也持相同观点，2006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当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中国大陆从上年排名第78大幅跃进到第70名，不失为一个有力的佐证。

　　面对舆论监督出来的问题，民众也并非一味地指责怒骂，而是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这也反映了一个道理，舆论对政府权力运行的监督就像是一家人争论一样，无论争论多么激烈，其血缘维系的亲情是不可取代的，而争论的最终目的也不是制造混乱局面，而是为了解决问题，促进这个家庭更好地团结一心、共同发展。

　　SARS事件因舆论监督使问题透明化，人们不再慌乱，而是更客观地看待问题，并众志成城地上演了一场令人感动的抗SARS运动。

　　而最近的太湖蓝藻危机，在政府坚持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媒体发挥了广泛的监督作用，并且进一步深挖出蓝藻危机不是天灾，而是污染企业治理不力所致，这些并没有给当地造成不稳定，相反涌现出众多理性建设性的声音。可见一个坦诚的姿态，收获有多大。

　　给舆论监督以空间，接受批评与建议，首先就给人一个积极坦诚的姿态，普通百姓往往被感动，大把大把的信任倾囊相付，共同寻找问题的解决机制，一个和谐的干群关系图呼之欲出；相反，拒绝接受监督的结果，不仅失去了群众的信任，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滋生出诸多猜忌，为群众情绪火上浇油，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说起来，舆论监督颇有点像刮骨疗伤，但刮骨疗伤不是为了制造疼痛，而是为了恢复整个机体的健康。舆论监督不是为了给党政部门抹黑，而是希望为之起到一个滤清作用；不是为了给被监督者添堵，而是为了给公众顺气；不是为了揭丑，而是希望以其震慑力促进权力依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