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信社是农民生存希望

　　“农信社才是农民的生存希望”

　　“你在农信社存过款吗？”采访中，李久春突然问到。

　　记者摇了摇头。

　　“看，你们谁都不在农信社存款，可是你知道，存款是血，贷款是命，没有血，我们怎么会有命呢？”李久春形象地说。

　　在黑龙江，占有贷款需求60%以上的农民不是靠贷款发展，而是靠贷款维持生存。“很多时候一个农户每年贷个万儿八千的，买来种子化肥，把地种上，秋天也就维持着能够还上钱，好来年再借。”没有融资渠道，就意味着他们简单的再生产链条可能断裂，甚至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能够借到钱，对于黑龙江这个农业大省的农民来说，显得更加重要。

　　近年来，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内的大多数商业银行已经渐渐退出农村地区。据了解，目前在黑龙江农村经济发展中，农信社逐渐成为支农老大。

　　不过，这个老大，当的有点难。

　　尽管黑龙江省联社已经扭亏，但因为资金实力不足、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承担支农重任，仍感到“缺血”的严重和“输血”的乏力。

　　随着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三农”资金需求增长更快，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更加突出。特别是每年的3月初，各地农村信用社备耕贷款投放纷纷“告急”，“等米下锅”现象陆续出现。

　　每年的春天，更成了李久春最头疼的季节。

　　“支农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每年，我们都要因为发放贷款‘不及时’而被当地媒体曝光，尤其是春天。哪个村发放贷款比别的村晚了一两天，老农都会去找记者。”李久春很无奈地说。“但农信社的严重缺血和负担沉重却并不被大家理解，况且我们还要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吧，总得有晚发放的不是？平时大家想不起我们，一到春种需要支农时就都想起来了。”

　　李久春为记者算了一笔帐：“全省440万户农民，有贷款需求的就达 400万户左右。需要的资金近300亿。仅每年的备春耕资金缺口就达100亿元左右。依靠农村信用社现有的资金实力，远不能满足要求。”2007年，黑龙江省联社千筹百措了220亿元资金为全省360万农户提供了信贷支持，贷款面达88%。

　　但如此巨大的贷款需求，却是众多金融机构最不感兴趣的一块。

　　“农业银行虽然农字当头，但自2001年以来，已经有50%以上基层营业机构退出农村金融市场。”今年5月份，李久春在黑河市调研中发现，今年以来黑河市发放的11亿元涉农贷款中，仅有2000万是其他金融机构发放的。而当时，黑河市辖区内的18家农行基层营业网点不断撤离农村地区，农信社又不能及时补充，部分地区已经出现金融服务真空。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农村金融研究所所长王曙光告诉记者，作为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农业发展银行，目前也仅限于单一的国有粮棉油流通环节的信贷服务，基本只负责粮棉油收购资金的发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业务，如支持农业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并没有有效运作起来。

　　“目前，很多金融机构都在农村吸储，并将资金调往城市。这也是农信社资金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牡丹江联社理事长张凤刚告诉记者。

　　以

邮政储蓄为例，王曙光认为，邮政储蓄体系确实为城乡资金流动、吸引农村储蓄以及方便农村汇款带来很多利益，成为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之一；但由于“只存不贷”，邮政储蓄体系已经成为引发农村资金外流、导致农村资金枯竭的“罪魁祸首”之一。邮政储蓄体系的大量吸走资金，与四大国有银行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信社存贷差持续增大等因素一起，加剧了农村地区投资的不足，农民资金需求长期难以获得有效满足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的滞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为了筹措资金，我们每年都要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并先后与20多家金融机构沟通洽谈同业存放合作事宜。比如广西、广东、山东、湖北等地的信用社，我们都进行过合作。去年34亿，今年年初就达到12亿。”据李久春介绍，从2005年8月黑龙江省联社成立到现在，其筹资总额已达到72亿元。

　　今年8月中旬，黑龙江农信社的各级联社主任齐聚北京，希望能够“早点得到央行票据的政策支持”。毕竟，发行专项中央银行票据，对农信社化解历史包袱、改善资产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达到农村商业银行的准入门槛都将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对这个位于坐拥440多万农户，贷款需求在90%左右的农业大省的农信社来说，更显弥足珍贵。

　　“但这是有政策门槛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要来的。”一些信用社的主任向记者反映道。实力和结算条件的不足使得许多农信社并不能如愿以偿。

　　“能存住的钱都不在我们这里”

　　“过去农信社发放贷款比今天容易多了，基本就是‘春放秋收冬不贷’。但是形势的发展却使得我们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放款形式，加强为农民的服务意识。”

　　据李久春介绍，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庆安信用社试点成功的农户“一证通”贷款业务(即“农户授信联保”贷款业务)，是黑龙江省联社推广的一项新的业务。该项业务采用“授信发证、自愿联保、随用随贷、循环使用、两年有效”的管理办法，最高授信额度可达5万元，惠及70万农户。

　　“一证通业务的开展简化了办理程序，拿到证的农户明天用钱今天就可以到信用社办理贷款，谁的关系都不用找。随用随贷的方式减轻了农民负担，并因为是一户一证，从根本上遏制了多年解决不了的顶名、冒名贷款的发生。”李久春说，“但是，方便农民的同时，农信社的麻烦却大了。比如一个农户第一个月借了5000元，第二个月可能就提前还了，春放秋收的规律没有了，头寸不再可以把握，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还钱。”

　　“仅此一项，2005年和2006年绥化农信社就少收了3000万的利息。而且农信社必须增加人力处理随时可能发生的一证通业务。”绥化市联社理事长朱学峰告诉记者。

　　“发农业直补款的时候，农民甚至不让款项在农信社多存一天。头天晚上刚赶出活，第二天农民就来取款，一分都不留。为了支农，我们连一块钱的存折成本都不收，那几天忙得打印机都打碎了几个。”仅此一项业务，他们三年来又少收入9000万。

　　牡丹江联社理事长张凤刚介绍说：“黑龙江农信社面对的大都是分散的农户，与大额贷款相比，每笔业务的成本无形中更加高，收益更加少。”

　　闫占国向记者诉苦说，有时政府部门做的事他们也不理解，比如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险资金要求划拨到乡镇，发到农户手里。可是，省财政和卫生部门要求款项必须存在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却由农信社来执行。庆安信用社为此一年就花费了12万元的成本。“能存住钱的都存在国有商业银行了，存不住钱的、发放成本高的都在信用社了。”

　　李久春还告诉记者这样一件事：一位老农因为农信社员工建议他在存折里保留一元钱，以便留住存折下次再用，竟一怒之下找来电视台的记者，将过程偷录以后进行了曝光。

　　农信社和农民的希望

　　据张凤刚介绍，牡丹江去年一年的存款余额是85亿元，还不足山东的一个县区；农信社进城时间又不长，黄金地段早就被人占领了；加上自身在社会上的地位还不强，结算手段又落后，形象的树立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凭什么吸引别人到你这里来存款呢？目前，我们巩固优质客户，主要还是依靠感情因素。”

　　令人欣慰地是，在县域经济缺乏金融服务的情况下，农信社已经有了很多的商业机会。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农信社的作用，“看到了谁在真正支持他们，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已经感受到了农信社在整个县域经济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在主动找农信社沟通。”

　　“农民们也逐渐认可了农信社。10年前农民借钱不愿意还，怕再借不来，认为反正都是国家的。现在，农民们成了最讲信用的群体。”“各级监管部门对农信社也有了重新认识和定位，在产品支持、中间业务开发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进步。”

　　“别看你们城里人没有把农信社当回事，可是对于农民来说，农信社就是他们生存的希望。”李久春说。《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宋雪莲 刘若凝/黑龙江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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