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提出新“世界观”

　　2005年被称为中国外交的转折之年。这一年在中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趋势，是历经波折之后，疾速发展的中国与充满疑虑的世界开始寻找并拓展共同利益的空间，在对外政策上，则显现出一种相向而行的态势。

　 中国外长署名文章透出新信息

　　2005年8月14日。北京。朝阳门立交桥东南角的外交部大楼。

　　这是一个“桑拿天”。天气闷热异常，让人有些难受。外交部大门口，聚集着200多名男女老少，长者年逾古稀，幼者不满10岁。他们都是应邀前来参加外交部第八次公众开放日的普通百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回答工作人员“你来外交部最想见谁”的提问时，都表示最想见到李肇星部长。所以，尽管他们已经获悉能够见到外长，但当平时仅仅在电视上才能看到的“活”的李肇星出现在橄榄厅时，人群还是出现一阵骚动。

　　这一次，李肇星不仅给大伙儿讲了国际形势，还带来一支打着手鼓、穿着草裙的非洲风情歌舞团，热情奔放的表演将气氛渲染到了极致。李肇星甚至与应邀一同参加这次公众开放日、与中国民众亲切交流的几位非洲大使一起，与百姓一同舞之蹈之。

　　李肇星于2003年3月就任外交部长，到2007年4月退休。“公众开放日”这样一种与百姓零距离接触的形式，是他当部长后创造的。

　　不过，对于国际观察家来说，他们在这个闷热的8月捕捉到的重要信息，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8月14日在外交部橄榄厅显露的舞姿，而是8天后——8月22日——这位部长在中国外交部网站上刊登的一篇署名文章：《和平、发展、合作——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旗帜》。

　　李肇星在文中强调，在新时期，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这篇文章的新意和重点，在于在以往‘和平’与‘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合作’二字。和平与发展是目的，实现目的的方法和途径就是合作。中国的发展要有一个接受它的国际环境，营造这个环境，就要处理好与别国的关系，就要合作。”两年后，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教授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谈到这篇文章时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研究员也深有感触，“到2005年，中国与世界都感到相互分不开了。双方都有相似的考虑：世界不能没有中国，中国必须融入世界。”

　　在李肇星文章发表的半年前，2月17日，美国经济领袖研究所就在华盛顿举行了一个研讨会，探讨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以亚洲为主的一系列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对全球贸易格局的影响。在那次研讨会上，作为美国克林顿政府和福特政府时期的两位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和巴尔舍夫斯基从美国人的视角谈到了中国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球贸易和投资方式中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中国经济的兴起，这是100多年来世界经贸格局的最大变化。中国正在改变亚洲的面貌，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并且有可能改变世界范围内国际政治影响力的现状。”

　　巴尔舍夫斯基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是日本、韩国、台湾、泰国和新加坡最大的出口市场，是印度、俄罗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产品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进口国……中国是亚洲经济的火车头，亚洲5个主要经济体韩国、日本、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每年把4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中国大陆，这些资金相当于每年在中国大陆兴建2000个工厂。

　　她还提醒在座的专家学者，“亚洲5个富裕经济体的资金和技术与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相结合，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第一，亚洲制造业数量在全球份额中大幅度上升；第二，极大地提升了亚洲经济的质量。”

　　曾有过对日谈判经验的希尔斯则说，“中国向世界开放投资市场，在吸引外资方面仅次于美国，并不像我当年看到日本关闭投资市场时那样感到头痛。中国进口总值相当于GDP的30%。”

　　经贸领域如此，其他领域如安全、反恐、环境等等，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同时，中国自身的发展也到了必须考虑加强同世界合作的阶段。2005年，在中央的指示下，国内包括外交系统在内的许多部门和重要智库都在研究和思考，中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应该有怎样的完善和调整？

　　阎学通认为，这次思考的结论是，外交政策在注重为中国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必须考虑改善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这种理论思考较为明显的一次体现是李肇星的这篇署名文章。”

　　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对国际形势和潮流的一个重要判断，最初由邓小平提出，他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推迟，中国可以抓住机会集中力量搞建设。到80年中期，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了新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仅可以推迟，而且可以避免。因此中共十三大将“和平”与“发展”表述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十六大以后，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国与国之间呈现出一种加强“合作”的态势。这是中央对时代潮流作出新判断、在“和平”与“发展”基础上加上“合作”的缘由。

　　2005年9月的一次“巧合”

　　2005年9月21日晚。纽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正在举行一场宴会。一位脸庞瘦削、蓄着两撇金色小胡子的美国人在餐会上演讲。他是罗伯特佐利克，时任美国副国务卿。

　　他以《中国向何处去：从成员到责任》为题，来描述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

　　“我们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这个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国际体系帮助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也有责任加强这个体系……我们确实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希望中国不仅能适应过去一个世纪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而且能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共同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这是美国官方就中美关系发表的一次正式的政策讲话。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这篇演讲中，佐利克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重复了七次。美国《新闻周刊》还发现，该词在文稿中首次出现时，还特意以英文斜体标注出来以示强调。

　　佐利克是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和公共政策硕士，一位谈判专家，与中国颇有渊源。在小布什政府的第一任期内，他被任命为美国第13任贸易代表。在2001年的入世谈判中，中国的主要谈判对手就是佐利克。

　　2005年1月7日，布什政府第二任期伊始，佐利克接替阿米蒂奇出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消息甫一传出，就有分析指出，佐利克一直以外交政策和经贸关系的互动能力而闻名。这次布什把他从经贸领域拉到外交领域，显示出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应该有一条更加务实的外交路线。

　　2005年的华盛顿，美国政治家正热衷于指责中国在能源、贸易、军事领域向美国发出挑战，并对拉美、东亚等地区的美国利益构成威胁。佐利克的观点则是，“我们在和北京接触时一直忽略了以全景看事情，我们经常就单一课题和北京商议，其实我们可以尝试和他们进行全面会谈，整合目前略嫌杂乱的政策”。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便是其“整合”的一个结果。这是布什政府就中美关系提出的一个全新概念。2006年4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的时候，布什本人在致欢迎辞中也亲自提到了这一概念，这表明佐利克的提法和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已经获得布什首肯。这一概念的提出，也表明美国政府认为中美两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中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说，曾有人问佐利克“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是什么意思？佐利克打比方说，我们有一辆车，里边已经坐了几个人，现在中国人也上车来，搭车一起往前走。因此新上来的中国人就要出点汽油费，负点儿责任，不能免费搭车。

　　“这篇演讲既有出于担忧，敦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多责任的一面，也有强调共同利益，谋求与中国合作的一面。”

　　与《环球》杂志探讨这个问题时，外交学院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教授提到了一个“巧合”——就在佐利克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6天前，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全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的内涵。

　　“时间上或许是一个巧合，但在突出合作这一点上，‘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反映了美国对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无疑是对‘和谐世界’的回应。”秦亚青指出，“这时中美两国已经有了相向而行的考虑：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如此紧密，中央开始思考，要从单向的和平发展转变为与世界完全融合；另一方面，美国决策者也意识到，未来的国际体系和世界事务没有中国的合作是不行的。”

　　面对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佐利克说得很明白：“请想象一下我们未来将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利用伊斯兰教的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贫困、疾病——然后，再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美国与中国进行合作或彼此不和，哪一种情况能使这些问题更容易解决，或者更不容易解决？”

　　中国大使为胡锦涛抽到“上上签”

　　2005年9月15日。纽约。联合国总部。

　　这一年是联合国60华诞。纽约东河之滨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32摄氏度左右。联合国大楼前更换了景观。新修的围栏漆得乌黑发亮，191个会员国的国旗在蓝天白云下迎风飘扬。

　　联合国大楼里人满为患。由大会议室改装的记者中心，根本容纳不下前来采访的4000多名记者。西装革履的各国首脑和外交官成群结队，在随从的簇拥下匆匆而过。会场之内人头攒动，各种语言交响不息。

　　按照议程，成员国首脑将在这一天依照事先安排的次序作大会发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在这天的大会上发表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规定时间为五分钟。

　　2007年6月，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的张义山大使在北京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介绍了胡锦涛主席讲话前后的情况。

　　大会之前，张义山大使为中国代表团抽了两个好签。

　　按照程序，在联大召开几个月前，各代表团要为自己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选定日期，胡锦涛讲话的日期选在9月15日上午。

　　这天上午的发言也分三个时段进行，先后顺序是国家元首级、总理级、外长级。为了体现平等，每个时段都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各国领导人的出场次序。

　　“我们那个签抽得很不错。在大会发言，出场太早了听众还没到齐，太晚了人又都散了。胡主席讲话的时间不前不后，正好是人最多的时候。”张大使回忆道：“另外一个签是中国代表团的席位，也相当不错，正好在正中走道比较居中的位置。所以会议期间看到胡主席坐在那里，许多国家的代表都主动过来与胡主席握手。”

　　这一次联合国大会规模空前。会上所讨论和寻求解决的，都是有关世界发展、人类命运以及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很多国家的领导人都发表了讲话，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并赢得热烈反应的，当属胡主席的演讲。

　　通过电视屏幕，旅美中国前外交官陈有为见证了当时的情景：

　　“人们看到了胡锦涛主席沉稳、恳切、充满自信的形象……通常情况下，联大会场都比较松散，座席上交头接耳，人员进进出出，发言空洞老套居多，缺乏吸引力。可是这回，人们发现，当胡锦涛主席发表讲话时，会场宁静，各国领导人全神贯注。在他讲话结束时，全场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种情景是前所未有的……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神态风格，胡主席展现出了雍容大度、挥洒自如和信心十足的大国领导人形象。”

　　胡锦涛五分钟概括“和谐世界”新理念

　　在短短的五分钟的演讲中，胡锦涛提出了“和谐世界”理念，言简意骇地概括了其要点。

　　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主张，第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是在这一年的4月22日，当时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他在讲话中提出，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两个多月后的7月1日，胡锦涛出访莫斯科，“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是该理念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

　　在联大的这次讲话中，胡锦涛说，新的世纪为人类社会发展展现了光明前景。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既面临着难得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历史昭示我们，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共同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才能为人类社会发展创造光明的未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胡锦涛主席在联大的发言虽然只有短短五分钟，各国官员、媒体和学者还是迅速抓住了其中的要点。

　　第二天，即9月16日，西班牙《先锋报》发表题为《中国承诺成为和平大国》的文章指出，“作为21世纪崛起的大国，中国知道大家的目光都在注视着自己，中国主席胡锦涛昨天在联合国大会上重申，他的国家没有侵略的野心。中国的发展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文章认为，“胡锦涛在最高外交论坛上讲出这样的话，是有分量的。”

　　在国内，外交部也迎来了不少“好奇”的客人，包括西班牙、斯洛伐克等国的官员，也有来自英国、丹麦的学者。

　　“他们关心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和谐世界’，很希望我们介绍一下这些观点。外交部的领导去美国和欧洲访问时，对方也很关注这个问题。”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对《环球》杂志说，国外的官员和学者们非常感兴趣的是：“和谐世界”对国际秩序的具体规划是什么样的？它与划分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系”有何不同？与导致东西对抗的“冷战”有何不同？与上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试图用以统一世界的“民主和平论”又有何不同？

　　在这位官员看来，国际社会如此关心“和谐世界”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开始重组，但是大国霸权、贫富差距、局部战争、地区冲突、恐怖活动依然存在，而西方世界自身的内部矛盾也很多，因此许多国家都在思考，这个世界究竟应该向何处去。

　　“这就是‘和谐世界’提出以后能够在世界上产生很大反响的深层原因。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出现一个指明方向的理论，那就是对整个世界的理论贡献。中央提出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这是基于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总趋势的准确把握。”

　　中国到了非提出清晰“世界观”不可的时代

　　对于胡锦涛的联大讲话，人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其重大意义。

　　美国普林斯顿-哈佛“中国与世界”项目客座研究员徐昕评价道，“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定位”。

　　外交学院的秦亚青教授说，中央在对世界大局进行判断、突出“合作”两个字的时候，就已体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意识，即中国需要与世界互动。到全面提出“和谐世界”的世界观，表明中国要完全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与世界融合。而其中蕴含的意思是，中国现在已成为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和改革者。

　　外交部一位官员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和谐世界”重要战略构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毛泽东早在1954年就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它是一个长期的方针。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一文中说：“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苏东剧变之后，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和而不同”。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就说到，“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特别是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金熙德研究员认为，“和谐世界”概念的提出，是中国真正从一个国际体系成员的角度来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中国外交领域一个新的理论平台。

　　他说，“和谐世界”理论提出的背景是，从十六大到十七大的5年里，中国综合国力急剧提高，十六大时中国的GDP是9万亿人民币，到2006年已将近21万亿人民币，翻了一番还多。

　　国力的增强同时引发国内外环境的变化。金熙德说，我们原来有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如80年代的“不称霸”，90年代的“韬光养晦”。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有的政策不足以应对目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在国内，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GDP中心主义不合时宜，于是中央提出了

科学发展观。仅仅发展生产力已经不够，还要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这就要求构建

和谐社会。在国际上，由于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一方面排斥中国，一方面又想把中国纳入现行世界秩序之中。于是“中国威胁论”尚未消退，“中国责任论”又接踵而来。中国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发展保持长久，这涉及到国际社会能否接纳中国的发展。

　　金熙德说，“和谐世界”表达了很多新东西，“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是我们对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一种定位。

　　金熙德说，“和平发展”是发展观，讲的是自己，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和谐世界”的起点更高，这是世界观，或者说是国际秩序观。一种很理想的国际秩序就是“和谐世界”。

　　如果中国“块头”还小，那么不提出清晰的世界观也无所谓，因为你没有妨碍任何人。但当你“块头”变大了，如果我们还只有发展观而没有对国际秩序的看法，那么世界就会认为中国是没有秩序地盲目发展，肯定是非和平崛起。而如果你有世界观但不往外说，那就更危险了，别人会认为我们要输出革命，有朝一日中国发展起来，那就可能把不同于当前西方社会的社会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因此中国已经到了非提出世界观不可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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