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描绘人类未来积极图景

　　——《环球》杂志对话约瑟夫·奈

　　作为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10年前，约瑟夫奈曾组织撰写了指引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战略报告——《美国五角大楼的东亚》；作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教授，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并且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软实力”。

　　1990年，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最早明确提出并阐述了“软实力”的概念。随即，它成为“冷战”后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专有名词。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一书中，约瑟夫奈又对“软实力”的概念进行了补充。

　　什么是“软实力”？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包括三要素：文化；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对外政策。他主张，“硬实力”和“软实力”应该相互作用、相互增强。

　　2007年7月中旬，《环球》杂志与这位著名学者进行了一次对话。

　　《环球》：在您看来，“和平崛起”、“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这三个概念有什么区别？您认为其中哪个概念对中国融入世界和世界接纳中国最合适？

　　约瑟夫奈：在我看来，这三个概念是含义较广、大同小异的三种提法，但是无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还是“和谐世界”，都表明中国的崛起能够为世界做出积极的贡献，都能够增强中国的“软实力”。

　　《环球》：胡锦涛主席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与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理论相比，您认为哪个更能解决国际冲突以及推进全球发展？“和谐世界”理论能否超越凯南的遏制理论？

　　约瑟夫奈：我认为凯南的遏制理论与中国无关。在“冷战”时期，苏联是一个与外界孤立的封闭经济体。现在中国是全球经济的重大参与者，“和谐世界”的提法表明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

　　《环球》：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而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则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您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之间的联系？

　　约瑟夫奈：佐利克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表明，只要中国愿意承担与其地位相称的大国责任，不做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那么美国将会接受中国的崛起。我们也可以以类似的思维来理解“和谐世界”的提法。但是，这两种提法的关键是落到实处，而非停留在口头上。

　　《环球》：您认为中国能否和平崛起？

　　约瑟夫奈：是的，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

　　《环球》：和平崛起是否与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的逻辑存在冲突？

　　约瑟夫奈：米尔斯海默以19世纪狭隘的国际政治观来理解当代世界，他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过于悲观。但是中国需要从历史中学习，特别是需要了解新兴大国的崛起总会引起现存大国的焦虑和恐惧。

　　《环球》：如果中国要和平崛起，那么她应该在哪些方面应当特别注意？她应该遵循怎样的规则？

　　约瑟夫奈：中国有必要通过“软实力”和负责任的行为来消除这些恐惧。

　　《环球》：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认为，文明和文化的冲突主导当今世界，那么您觉得在这样的世界里“和谐世界”能否实现？

　　约瑟夫奈：亨廷顿的理论过于简单，如果政治家们未雨绸缪、妥善处理，文明的冲突将不会发生。中国和美国都能够从建设“和谐世界”以及和平的国际关系中获益很多。最大的危险是这些预言未来存在冲突的理论和恐惧，因为它们很可能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诺言”。相比之下，建设“和谐世界”则为人类未来描绘出了一幅乐观积极的图景。

　　“和谐世界”的理论超越

　　林利民

　　20世纪无疑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产生、发展、繁荣并形成理论体系的世纪。尤其是两次

世界大战的毁灭性大破坏，以及“冷战”时期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核对抗，促使人们普遍思考：人类为什么无休无止地征战杀伐？创造了高科技和大繁荣的人类，会不会在无休无止的冲突与矛盾中走向毁灭？利益不同的地球子民们如何共存共处？如何避免战争、寻求人类永久和平？

　　然而，20世纪兴起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无论是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学说、抑或20世纪后半叶以来风靡一时的建构主义学说，都未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

　　从理论繁荣与创新的学理视角来看，中国倡导“和谐世界”的理论意义在于，一个崛起中的中国，第一次就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等重大理论问题，向世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系统观点与理论框架。

　　相比迄今为止的各类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体系，“和谐世界”理论体系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从研究“单位”看，迄今为止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都未能超越“国家”、“文明”或“国家集团”等狭隘视角。素有现实主义理论大师之称的摩根索，其理论体系以“国家”为研究单位，而以视野开阔著称的汤因比、亨廷顿等人，其理论体系也不过是以“文明”为研究单位。

　　与这些理论相比，“和谐世界”理论从一开始就以“世界”、“全球”、“全人类”为研究单位，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超越了民族、国家甚至文化、文明视角。它是一种更宏大、更久远、站位更高的全球视野，是一种对人类命运与前途的全面思考，而非以某一族、某一国、某一个区域或某一文明的狭隘利益为出发点，从而也就能够超越权力、敌友、对抗和权谋等现实主义思维。

　　从理论内涵看，“和谐世界”理论较之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所包含的哲学内容更丰富、也更有时代感。以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主要是探讨人与人(也包括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谐世界”理论不但探讨人与人的关系，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方面，“和谐世界”追求人与人、组织与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国际社会和谐，包括多种文明、多种文化、多种政治社会制度多元共处，承认多样性，反对“一元性”；另一方面，“和谐世界”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人类共同保护环境、共同追求繁荣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等。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也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这是“和谐世界”理论的又一个理论贡献。

　　从理论的文化积淀和丰厚程度看，“和谐世界”理论所由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但产生于21世纪人类困惑于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诸多不和谐、迫切需要新答案的转折时期，也产生于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加速崛起之际。

　　“和谐世界”理论渊源于5000年中华文明的优秀成份，并使之与时俱进，融入21世纪的世界现实。古代中国文化中的“天下观”、“以天下观天下”、“四海一家”、“天下大同”、“天人合一”等优秀思想结晶，以及“包容”、“宽容”、“和为贵”、“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优秀道德准则在“和谐世界”理论中推陈出新，获得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使得“和谐世界”理论因而具有了其它国际政治理论所不具备的丰厚的、令人信服的历史文化底蕴。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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