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眼”看“新民”

　　刚接触《新民周刊》时，最吸引这些洋学生的是图片版面，因为那是最直观了解中国和上海的途径。

　　今年4月的图片报道《车展与盒饭》，钱东升照片上的浦东樱花路引起了大家的特别关注。满地没有“樱花”，只有 一次性饭盒，那都是前来看车展的人留下的。陆幸生幽默犀利的文字点出“嘴嚼简易饭菜，敞开博大市场，迎接如今高技术含 量、风度最优雅的现代工业产品，这就是当下中国的风景”。

　　今年5月的报道《比高》，住在复旦北区宿舍的留学生们就特别有感触。《比高》的图片是建造中的环球金融中心， 而北区宿舍的朝南房间就可以看到陆家嘴的高楼大厦。学生们觉得自己每天就在见证“上海长高”的过程。

　　一些国外少见的现象往往受欢迎程度很高。今年4月，复旦教授葛剑雄在《新民周刊》撰写的《让户籍管理回归本位 》一文，学生们特别喜欢，因为在国外是没有“户口”概念的，而这篇文章让他们了解了中国的户籍制度。此外，《新民周刊 》上提到在上海的文化演出或展览，学生们会因此结伴而去，因为这是他们了解和体验这座城市文化的最好方式。

　　《新民周刊》给每个学生带来的体验并不完全相同。瑞典人李灏朗是个金发碧眼的腼腆青年，他和大多数瑞典人一样 都认为上海人是“经济动物”，但看了《新民周刊》后才发觉上海人也十分注重环境保护。例如今年4月《城市水危机》这一 组报道，让他觉得上海人相对中国其他一些城市的人更节约用水。

　　瑞典媒体曾有报道称中国是一个政治专制、缺乏民主的国家，《新民周刊》的报道改变了李灏朗的中国印象。他在期 末《我的新民周刊的感情》总结中，这样写道：“我看《新民周刊》后，了解到中国人也关心环境污染、国际政治、文学和电 影……我看的《新民周刊》第一篇报道是关于政府腐败的问题，作者建议给媒体更大的监督权。我本以为在中国是不允许公开 发表这样见解的，事实上中国比国外报道的要开明。”

　　德国人威特曼对今年3月的报道《戴上奥斯卡光环以后》很有感触。文中提到今年奥斯卡获奖纪录片《颍州的孩子》 ，而威特曼恰恰十分关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和困惑。对于今年3月的文章《埃科：那人，那书，那话》，他也作为发言内容， 因为文中提到埃科的小说《玫瑰之名》。他很想了解中国人在看涉及宗教题材小说时的看法。

　　相对于德国人的严谨，韩国学生在课堂上的思维比较发散。在谈到城市水危机时，韩国学生喜欢抛开文章本身，而在 黑板上画地图，介绍汉江的治理情况。加拿大学生对于《新民周刊》介绍的“太阳马戏”很激动，他自豪地在课上向其他同学 介绍这一加拿大“国宝级”演出。对于《新民周刊》有关何智丽的一组报道，一个日籍华裔的学生在课堂上感慨颇多。

　　在所有学生中，旁听生北泽祐子是最认真的一位。作为复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汉语言专业本科生，北泽祐子在上学期 是大四最后一个学期，她在忙着写毕业论文和找工作的同时，又坚持旁听《新民周刊导读》。因为她非常喜欢要英老师，也觉 得坚持看《新民周刊》对她的汉语提高很有帮助。为了更好地读懂杂志上的文章，她每次都选一篇自己感兴趣的文章输入电脑 再打印出来，然后在打印的文章上做阅读心得，不舍得在印刷精美的杂志上涂涂改改。

　　由于是旁听生，北泽祐子怕占用其他学生的时间，因此不太主动发言。她比较感兴趣的是医疗方面的文章，如《未来 不再“血荒”？》、《像对付慢性病一样对付癌症》和《眼上飞刀》等。此外，作为日本人，北泽祐子对有关日本的报道也特 别留意，如《谁杀了松冈利胜？》，她那次就在课上向大家解释了日本政坛的“自杀现象”。如今，在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工作 的北泽祐子仍然住在复旦附近，她有空会打开《新民周刊》的网页，这渐渐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

　　课堂上，学生们也会围绕《新民周刊》的有关报道进行一些激烈争论。对于《新民周刊》的办刊口号“我们影响主流 ”，有学生质疑《新民周刊》是否具备这个能力。他觉得这只是一本高级信息杂志，内容也是偏文化和地方性的。另一些学生 则回应：这是一本反映中国高级知识分子想法的杂志，怎么影响不了主流？

　　学生们对《新民周刊》的总体评价：关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内容就特别扎实。用他们学到的上海词汇“煞根”来表达 读新民周刊的极致感受。当然，和国外的主流杂志相比，学生们认为《新民周刊》观点是“漂移”的，这再次显示了中国人的 智慧和上海人的“精明”。

　　“生粉”布兰卡

　　塞尔维亚姑娘布兰卡是这批学生中最狂热的一个，因为她在上“新民周刊导读”课时，成了高级记者陆幸生的铁杆粉 丝，外人称她是“生粉”。

　　在塞尔维亚期间，布兰卡根本不看杂志，因为那里的杂志要么“干巴巴”，教条式的东西太多，要么就是“品位低” ，充斥着八卦内容。来到中国以后，她一度认为提高自己汉语水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当她开始接触《新民周刊 》后，立刻被这本杂志的生动内容所吸引，尤其是陆幸生的文字。她在课堂上就向要英老师表示了对陆幸生文章的欣赏，甚至 还写了“关于周刊上陆幸生文章的研究文字”。于是，要英安排布兰卡和“偶像”见面。

　　提到这次见面，陆幸生仍有些“受宠若惊”。“今年7月上旬，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对方说是要请我吃饭，请客的是 复旦大学的要英，请客的缘由是‘有外国MM要见到你’。”

　　“7月20日晚，我来到青海路吃饭。席间，一位金发女郎飘然而至。要英介绍，她叫布兰卡，原是南斯拉夫人，后 来国家解体，就成了塞尔维亚人。布兰卡的汉语颇为流利。”

　　布兰卡说，作为留学生，大家都非常关注在变化中的中国，变化中的上海，究竟在出现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出现 的时间节点，这些变化出现的时代原因，这些变化出现的社会效应，最重要的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些变化。

　　对此，陆幸生谈到自己一篇前后“经历了18年”的一篇文字，那是关于上海市民住房的。上世纪80年代中，他采 访到的上海市民最极端的房租，仅仅为人民币2分钱。2分钱房租，对于今天中国货币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布兰卡，感到非常惊 讶。18年后，上海电视台要拍摄上海“衣食住行”的专题片，发现当年的老夫妇已经住进新公房，三个女儿也经过不同的方 式，住进了商品房和自家的产权房。当年的老屋尚在，租给了外来的“新上海人”，一对来自江苏的夫妇，住在别人出租的屋 子里。这套老房子的租金，已经由当年的2分钱，提升到9角；而作为房东的老夫妇的出租价位是“百元”。

　　陆幸生举例说明的是，上海市民的居住条件在逐步改善，而且社会不同劳动者人群的住房情况，是处在“先来后到逐 步递进改善”的路途之上。

　　布兰卡这样的留学生，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的宏观“过程”，因此陆幸生说到了自己在去年撰写的《向前走，别 回头》，主题是中国特区第一人、招商局的袁庚当年如何开创深圳特区的决策参与“流程”。这篇稿件后来在《新华文摘》上 全文转载。

　　布兰卡还说了她对上海的一些困惑。欧洲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尤其不建摩天大厦，为什么上海要建造那么多高房子 ？为什么上海人喜欢买大轿车，欧洲各国行驶的家庭轿车都是小小的。这样关于环境污染、消费习俗的等等问题，其实反映出 的，是发达国家经过快速发展阶段，经过许多年代人文“沉淀”和文明普及后的结果，而中国、上海处在群众急切要求改变生 存面貌，以至将这样的设想“落实”到外部形象上，甚至以为那样的变化就是改革成就最佳反馈。对此，陆幸生的回答说：“ 要充分理解我们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

　　在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的课堂上，《新民周刊》的选题和图片，得到相当的注意，留学生们认为，《新民周刊》图文 并茂，对照片和装帧都非常注重，丰富地表现了城市社会的生存百态。如今，布兰卡虽然已经回到塞尔维亚，但她表示自己有 机会一定会再来中国，而《新民周刊》就是她回中国的理由之一。(金姬)